材料一 唐贞观、永徽年间，朝廷考订《五经》，编纂《五经正义》；修改法律，制定《唐律疏议》。前者为统一理论，确立国家主流思想；后者为编纂法典，确立全国统一实施的法律制度。《五经正义》的编纂与颁行，既标志着儒家学说的内部统一、也标志着儒家理论重回正统官学、主流思想的地位。《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完成了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法律规范的改造。作为成熟形态的唐代法律，对东亚、东南亚各国立法产生重要影响。
——摘编自朱勇《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民国初年，由宋教仁、徐血儿、邵力子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是宣传以法治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其刊载的主张以法治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以及讨论宪法问题的各种文章连篇累牍。对于有关法政（法律）学校的情况及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立法活动的报道尤为详尽。革命党人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当时也普遍怀有以法治国的愿望，积极鼓吹以法治国者亦不乏其人。各界人士呼吁建立法治国家及研究讨论宪法及法律问题的文章，见诸多种报刊。
——改编自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社会各界人士对法律所持的态度。
材料一 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指司马迁所说的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尽管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晚唐以后，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加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我国社会开始脱离了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改编自张全明、李文涛《宋史十二讲》
材料二 明中期时，郑和下西洋之事因前人转述或记载失真、变形，在世人认知中已与史实大相径庭。例如陆容《菽园杂记》对郑和下西洋航行次数、航行年代、随行人员等的描述都与史实有出入。世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也多有异议，此时黄省曾广泛涉猎古今文献，尤其是随郑和下西洋人员马欢编写的《瀛涯胜览》等，如实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南海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三佛齐国》生擒陈祖义、满剌加建碑封城、《苏门答剌国》生擒苏干剌等事。这不像同时代其他人因郑和是刑余之人而贬低他，反而称赞郑和是不辱君命、智勇双全的航海英雄。在“论曰”还肯定了明朝“王者无外，怀远以德”、公正平等“一视同仁”以及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对外策略，成为郑和下西洋史实的重要印证与补充，还原了郑和下西洋的原本面貌。
——改编自陈丹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论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唐以后我国从“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转向“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学价值。
材料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价,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二则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对于唐宋变革的社会性质,日本学者认为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宋元社会发展进入“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而国内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以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
——摘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
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唐宋变革”的观点。（要求:选择一个或几个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