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的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启闭，违反规定就要受到处罚。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居民被固定在坊内的封闭空间里，不得破坏坊墙。唐代“市”的形制建设更加规整方正，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市署官吏系统，对市场进行管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宋太宗时期出现侵街现象，临街设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屡禁不止。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1038年)，允许临街开设邸店，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

——摘编自张春兰《唐宋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一：隋唐时期，"(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千余肆"，后历经两宋明清的发展，古代商业行会达到了顶峰。古代行会规定，加入行会后在原料采购、商品销售、运输用人等方面，均可优于其他从业者，商业行会在行业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古代行会的发展离不开强力机构的支持。传统中国，外出经商者常常按地域籍贯形成商帮，遇事即互帮互助，商会作为工商业者的组织便承担起了这方面的职责，在社会保障和慈善公益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摘编自张宇丞《古代商业行会的现代借鉴意义》

材料二：商业组织的革新是城市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商会是在清末出现的最为普及的新式商人组织。1896年，张謇议设的商会是包括各行各业的综合机构，也是介于官商之间的桥梁机构，至1912年，全国商会达998所。1930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商会法》和《同业公会法》，仅徐州就陆续改组或新成立同业公会36个，1930年冬，县商会改组，选出15人为执行委员，组成委员会，另选5人为监察委员，组成监委会。1932年，县商会设立了小额贷款处，向大商户筹集的贷款基金约1000元，无息借用，发放无息贷款的对象是小摊贩。

——摘编自赵良字《近代商业组织的嬗变与城市社会变迁》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虚，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摘编自统编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唐宋时期是我国茶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唐宋茶叶生产为当时人们的生活消费提供了新的产品。作为备受欢迎的饮品，茶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人们的相互交往。唐宋茶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大大减少了自然经济的“地盘”，而且使得围绕着茶叶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人们的社会交往变得复杂起来，进而逐渐克服了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隘性。宋政府通过控制茶叶互市贸易、赏赐茶叶给少数民族首领、赏赐茶叶给军队官兵等方法增强军队力量，换取和平。由于少数民族嗜好荼茗，所以茶叶成为民族间交往的媒介之一，成为协调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材料三   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自由结社、朝堂论争，也可以归隐自然、追求自我。各个阶层的接触机会增多，社交活动频繁。临安等地“买卖昼夜不绝”。传统的分餐制，已不符合饮食者对美食和氛围的热切追求，也不符合经营者多元经营特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要求。同桌群聚，同盘而食，各取所需，满足了官场结党、商业联系、亲朋联谊等各类聚会需求。

——摘编自周扬《“分餐”与“合餐”的衍变》、陈伟明《分餐传统为何在唐宋时期发生改变》、田芬《唐朝饮食文化中“合食制”流行成因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