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刘知几（661—721）是唐高宗时期的史官，在他的作品《史通》中，他提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史家著史也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春秋时期“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史书必然“多有阙如”；汉代“普天率土”“远近无隔”，史料丰富，史书内容也就“倍增于春秋”。他批评有的史家“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方异？”在《疑古》篇中，他指出“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他还批评司马迁的《史记》“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认为其“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后世很多史家认为，刘知几的历史观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摘编自聂中庆《略论刘知几的历史观》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前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对历代正史加以补做或改作；民国成立之后的史学，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继承前期的成绩，加以发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难物史观”输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1945年）

材料一   （古代）雅典的政府运作表明了正式的政治原则，如透明与责任，现在这些政治原则已被承认是好政府的特征。雅典政府的运作还表明了不那么正式但却为人熟知的管理原则，包括对当地司法权的尊重、职务轮换、权威位置的轮流承担、关注他人论证的长处和及时结束发言的必要性。每个雅典行政官员所习得的实践和原则都被广泛运用到雅典政府的整个系统中。这些标准的实践和原则，在雅典政府全系统的各个层面上都发挥了作用。

——摘编自【美】约西亚·奥伯《民主与知识：古典雅典的创新与学习》

材料二   古希腊民主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次自由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西方的政治制度。近代西方民主国家，大多数属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社会的进步已经不同于传统希腊的发展格局和政治格局，古代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度显然无法满足当代要求，自然也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民主制度形式的改变也是由于古希腊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及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导致的。近现代的代议制和传统的直接民主相比，它的优势及包容度也是公认的，虽然代议制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基本上能够满足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基本发展及社会要求。

——李滨《古希腊民主对近现代西方代议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