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显示出威力。在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1918年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相继在各大城市组成，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活跃于各地论坛。舆论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适应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改革之急需。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当作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奇流派来看待，而是被作为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

——选编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材料二 八七会议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便成为据在党面前的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存取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等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能发展中国！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刻有文字的石碑，一般被称为碑刻。碑刻记事类似于器物铭文，“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常见的碑刻有纪事碑、题名碑和诗文书画碑等。还有一种用于赞颂官员政绩的碑刻——德政碑，但碑文往往“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因此历代王朝经常下令严禁私立，惟特殊德勋者，经朝廷批准，方可立碑。大量碑刻记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世代相承，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碑刻记忆文化。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近代中国出现了众多的公共纪念碑，包括历史事件纪念碑、历史人物纪念碑等，其设立方式和具体形制不同程度地受到外国文化影响。历史事件纪念碑着眼于纪念重要历史事件，维护和保存了公共记忆，如“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碑文详尽记述了黄花岗起义的筹划、准备及战斗的经过，也列举了参加起义死难烈士中可考姓名者86人的生平和就义情况。历史人物纪念碑多为纪念重要历史人物而立，如“中山纪念碑”“华侨五烈士碑”等，后者详细记述了谢八尧等5位华侨烈士的英雄事迹。这些公共纪念碑往往与特定的场景相结合，形成纪念空间，供人参观缅怀，从中获得历史认同感。

——摘编自林声主编《中国百年历史名碑》

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