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南京条约》

材料二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马关条约》

材料三   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

                                                            ——《辛丑条约》

材料一   在对工业文明的一片批判声中，一批思想家也走上前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坚决为现有的工业制度和社会体制辩护呐喊，这批思想家主要有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在斯密看来，市场的自由竞争实现了社会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引导着人们实现着个人利益，也增进着国家的财富，这是现行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是个人财富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就生产形式而言，自由竞争并不会带来生产的无序化。相反，在市场的自由调节下，社会在均衡的生产，实现自然的和谐与有序。斯密坚定地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击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度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了，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才能激活起“经济人”天生具有的一种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

——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

材料二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5—1936年）及其他著作中认为：投资对利率变动与未来收益的预期反应灵敏，是捷定经济活动水平的动态因素。这就表明政府采取谨慎而适当的行动是能够恢复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改变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府就能直接影响商品和劳务的需求量；通过金融倾向政策以控制利率，政府就间接影响投资的水平。

——摘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凯恩斯经济学》

材料三   新的形势已经向传统的经济学派如凯恩斯主义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批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应运而生。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和现代制度主义是纷繁复杂的诸多经济流派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派别。所谓供给学派，是和凯恩斯的合理需求理论相对立的，是强调经济结构中供给方面的重要性，并从中寻求对策的理论。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主鳊《世界史-现代史编》

材料一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不仅接受了17世纪欧洲本土的滋养，它还在全球寻找灵感。17、18世纪的欧洲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出版了大量作品，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化和异域文明，激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对于致力于铲除欧洲社会弊端的启蒙知识分子而言，没有教会专制、尊重理性的中华文明显然可以充当他山之石。而欧洲独特的社会背景也为哲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18世纪兴旺发达的出版业充当了传播启蒙观念的重要工具。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材料二   启蒙运动一开始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集中在思想领域，对理性思想的高扬使它实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向现代的转换。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思想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是巨大且深刻的，经历了启蒙运动的西方文明再也不同于从前。占主宰地位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陷入了守势，要求废除王权，建立民主政体，还政于民成为西方社会政体的主流。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成为随后西方人民斗争的动力和目标，一个具有极大进取精神和不断发展的西方社会出现在了人类舞台上。

——摘编自徐新主编《西方文化史》

材料一:很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既要进行华北的分离运动,那么,它就必须在军事上造成以控制华北的首脑———平津的形势,才能遂行其政治阴谋;卢沟桥在地理上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是以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进退失据,此举殆无异于切断华北之首脑———平津;这么一来,日本在华北即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两重控制。

——摘编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

材料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摘编自《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

材料三:亲爱的英缅印各邦人士暨侨胞:中国艰苦奋斗,五年于兹,其目的在于粉碎暴日侵略迷梦,期谋世界和平;当此敌寇回光返照之日,又将魔手伸入南太平洋各友邦之领土,企图危害缅印安全。此次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全在协助友邦。消灭民主国家公敌———日本强盗,争取人类正义,世界和平。

——摘编自《中国远征军第一长官司令部文告》(1942年3月12日)

材料一　巴黎和会前后的爱国运动，遍及海内外所有中国人中间，国人对以往的外交政策及本国政府不再抱有希望。既如此，只有自己行动起来，“国民外交”成了一个响亮口号。爱国各阶层将帝国主义侵略和对中国主权领土的破坏视为外敌与内奸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此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国民整体主动地将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的新阶段。

——摘编自卫金桂《论五四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妇女等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当时的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时论认为“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抗日战争时期部分大事摘录

——摘编自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

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起草民刑各法典。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1910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1930年，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土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善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

材料一   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与农耕聚落都有了很大发展。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粮食的储备，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内部大小血缘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关系平等和睦。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在郭家庄发掘的160号商代墓葬中，出土青铜礼器40件……器表均有精美的纹饰和族徽文字，还有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工具，220件青铜贡器和900多枚铜镬……墓主人可能是地位较高的武将。

——摘编自《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材料三   《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迟也。”所谓“公作”，就是指奴隶在井田上的集体耕作，“分地”则是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这反映了没落的奴隶制与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之间的鲜明对比。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