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以防御为本。中国古代总体上认为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防胜于攻，文胜于武。孔子就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强调用文德的手段……贞观之初有上书者劝告唐太宗“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唐太宗则说：“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因而他认为魏征的修文以治国，安“中国”以服四夷的办法是上策。
——摘编自黄纯艳《朝贡体系与宋朝国家安全》
材料二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
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
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以商道为运道，以商舟为运舟，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
——摘编自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要把国家最高原则和国家安全的首要地位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强调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同时，不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安全，要通过和平方式寻求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发展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从而把维护中国安全与维护世界和平有机结合起来；发展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只有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国家安全才有可靠的保障。
——摘编自车跃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国家安全观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邓小平的国家安全观。
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