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与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双方共同的需要。
| 阶段 | 与中国建立的欧洲国家 |
| 1949年—20世纪50年代 | 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丹麦、芬兰、列支敦士、瑞典、瑞士、挪威 |
| 20世纪70年代 | 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冰岛、圣马力诺、联邦德国、希腊、卢森堡、马耳他、荷兰、英国、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 |
| 20世纪90年代 |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北马其顿、安道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摩纳哥 |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
材料二 多边外交是一种与双边外交相互补充的外交战略。相对于双边外交，多边协议的制定和实施比双边协定更加具有透明性，更易于为国际舆论所监督。参与多边外交的各方，其具体利益可能有较大的差异，但它们的利益总有一个交汇。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涉足多边外交舞台，但在很长时期内由于对多边外交的认识的局限，对多边外交的参与是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多边外交方得以开展并逐渐活跃起来。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多边外交，还成为多边外交的积极倡议国和主持国。
——摘编自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与欧洲国家外交关系发展的阶段性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多边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多边外交方得以开展并逐渐活跃起来”的原因。
材料 回顾70年峥嵘岁月，中国外交在以下五个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一是时代主题上，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二是政治格局上，“从对抗格局的成员转变为基于和平与发展的全球伙伴”，编织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形成了“朋友遍天下”的良好局面……五是世界方位上，从一开始被孤立封锁，到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自身成为国际秩序演变的关键因素，中国外交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摘编自郑立樵《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外交演变历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进入新时期后中国外交“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举措及原因。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以片面的《美日安保条约》和《日台条约》为基础，对新中国奉行孤立不承认、“两个中国”和“政经分离”政策，导致从1949年至1972年23年间，两国政府间并无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在民间交往、经贸合作和文化往来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当年中日贸易颜就达到1.37亿美元。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契机。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
——摘编自林代昭《中日关系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政局的不稳，中日关系逐渐出现重新调整的波动式局面。1995—1996年，中日关系甚至陷入最低谷，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虽然1997年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但2001年以后，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五年间六次参拜请国神社，并提出所谓的“文化特殊论”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冷、更长的第二次“政冷”低谷。此后，安倍、福田先后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逐渐“回暖”，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暖春之旅”的正式访问，与福田首相一道，为站在新历史起点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的定位和定向。
——摘编自冀伯详《论战后中日关系》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日关系的变化及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90年代后中日关系处于波动局面的国际因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日关系演变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中国近代（1840—194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针对外部强敌对晚清政府与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也是中国外交近代转型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推进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领域内西学东渐的进程；指导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转变和外交机构的建立；推动了外交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发展和运用。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
材料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各国要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思想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多次被联合国文件引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依据材料一，指出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其历史影响。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理念变化的表现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