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是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海防之需在此设寨戍守，名日直沽寨……迨至元代，由于直沽临近大都，又据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而，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掌管漕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遣重兵戍守防卫，设仓储粮。明代永乐以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王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直沽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

材料二   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作为首都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国租界的设立，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优势也直观地展现在天津人面前。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西方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绝不是为了传播福音。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