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应运而生，其服务对象主要为在外地设立分号的山西工商业者。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惯性和自给自足经济依然具有顽强生命力，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被牢牢束缚。同时，在抑商思想统治下，清政府对个人私产和公共债务市场相关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和监管制度严重缺失。商人也未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更热衷于窖藏金、银，或用于购置田产和捐输功名。

1694年，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利用政府对它的依赖，后者通过一系列保护性银行法令，多次获得制度保障，不断巩固自身的特权地位，并最终发展成为“实际上的国库”，“英国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基于政府信用背书而迅速占领市场，并逐渐形成了完备的纸币体系。在不断地与股份制银行间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英格兰银行成为了金融体系的核心，承担起“银行的银行”职责。

——摘编自刘建生、张宇丰《英格兰银行与山西票号——近代化转型中的制度供给比较研究》

材料一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至隋开通大运河，扬州的经济中心逐渐向运河两岸发展，其城址也迁至运河方向。北宋时期的杭州在运河的推动下，城市的繁华地带从城南扩展至沿城内的主要水系沿岸，水系沿岸逐渐出现商业街，封闭的“市”被代之以开敞的集市。明清苏州沿运河的胥门、阊门、山塘街一带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吸引了四方商贾的云集，甚至太湖村民也出现了“莫嫌村坞行人少，夫婿经商不在家”的景象。

材料二   建国后，大运河江浙段的沿岸地区形成了带状形态工业区，大号污水直排运河。改革开放后，工业企业和码头不再是古运河发挥作用的象征，河边的历也建销和生态绿化逐渐成为发展主角。2019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大运河沿线发展谋篇布局。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考察时指出：“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以上材料摘编自王静《运河与沿线城市商业发展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