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秦（罗马帝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摘编自范晔《后汉书·西域传》

材料二   史籍记载，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到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的200年间，阿拉伯帝国的商人、使节来我国的次数共49次。宋代的海外贸易额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例，我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贸易居当时海外贸易之首。宋朝时期的阿拉伯商人，不仅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还积极传播伊斯兰文化。此外，他们将阿拉伯音乐和建筑技术等传入我国，把我国的造纸术、火药、丝织、陶瓷等工艺技术带回了阿拉伯帝国，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摘编自丁克家《唐宋时期我国与阿拉伯帝四的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

材料

材料一   湖南山地、丘陵多，宜于种茶，各地皆产，安化、岳阳、平江、桃源、衡山等地尤盛。所产茶叶，初为绿茶、黑茶，绿茶销省内及部省各地，黑茶则远销于陕甘、新疆及内蒙古一带。西北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酥酪，不喝茶就会生病。至明，朝廷利用茶叶易马，实施“联番制虏（蒙古族）”的政策。安化黑茶于1595年由朝廷正式定为官茶之后，陕、甘、宁、晋等地区的茶商领“茶引”至安化采购黑茶，运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明末清初，西北地区的“边茶”大部分都是由安化黑茶供应，湖南产茶的地区也逐渐扩大。

——改编自李采娇《明、清及民国时期湖南茶叶史研究》

材料二   1858年，粤商佐帆取道湘潭抵达安化，传授制作红茶技术，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转输欧、美。因价高利厚，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于原有的“东柜”（陕西、山西茶商）、“西柜”（回商）外，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大量运销湘茶。自此，湘茶在西北地区销量复兴，并畅销于俄国境内，产量约达100余万担之巨……红茶大盛，商民适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每当“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直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后，由于国际市场上遭到印度、锡兰茶的有力竞争，湘茶的销售量才渐形减少。

——捕编自伍新福等《湖南通史·近代卷》

材料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是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海防之需在此设寨戍守，名日直沽寨……迨至元代，由于直沽临近大都，又据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而，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掌管漕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遣重兵戍守防卫，设仓储粮。明代永乐以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王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直沽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

材料二   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作为首都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国租界的设立，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优势也直观地展现在天津人面前。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西方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绝不是为了传播福音。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