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桎梏。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材料一：清初，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谕令禁止；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对“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形式，较之明代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进行控制。允许适当发展，又不允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1)根据材料一，指出清前期工商业管理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特点的社会成因。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江南市镇的特点。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与个体农民的成长相并行，许多手工业奴隶也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活动“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的比以前更多。当时各国统治者所居住的都城，以及位于交通枢纽的货物集散之处，都形成了繁荣程度不等的城市。在城市里，商品交换有固定的场所，叫“市”。市的四周有“市门”，设官管理。交易时间主要在上午，过午则渐散，至夕而罢。中国历史悠久的名产丝织品，在春秋战国时已先后见于波斯、希腊和印度的市场上。这是经西北民族（如匈奴）之手辗转贩运出去的。
——摘编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古代商业》
材料二：两宋时期，在城市和交通枢纽地段，不论是通都大邑，还是集市小镇，多是商贩云集。如北宋开封城内不仅有繁华的商业街区，而且有专业交易场所，“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经营。据统计，北宋时，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与我国发生贸易的国家已有50多个。南宋时，与这些国家的商业交往更频繁。据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指出，从宋代的城市分布图看，南方的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都很明显地超过了北方。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发展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两宋时期商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
| 宋初 | 300多万户,人口1000多万 |
| 北宋中叶 | 北方诸韦户数突破567万,人口突破2800万,南方六路676万户,3380万口 |
| 北宋束年 | 2000多万户,人口1亿多 |
材料二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宋代除了当时最著名的都城汁京，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据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宋代城市坊市的格局已经打破，不再像唐代那样商业区和居民区严格分开，城市经营时间也大大放开。除了大城市外，宋代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草市和镇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成为商品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式。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盛，不仅超越前朝而且也为后世所不及。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任崇岳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人口状况。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表现，并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简析其繁荣原因。
材料 一位阿拉伯商人记述：两宋时期，信用券被广泛应用，富裕商人率先使用印制的纸币，极大地便利了商品的交换。中国商人把钱借给别人时会写下借条，借债人则在纸条上用食指和中指画押。他们主张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不卖假货，不赚黑钱，不会乘人之危而半利。
——摘编自《新全球史》
根据材料，概括指出宋代商人具有怎样的优秀品质？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材料一 《东京梦华录》卷三《州桥夜市》记载说：“自州桥南去……直至龙津桥须脑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而一些酒楼瓦市“不以风雨寒署，白昼通夜”进行营业。“杭城（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面食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
——摘编自《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及原因析论》
材料二 宋哲宗时的殿中侍御史孙升就说：“货殖百物，产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仓库，而流通之以钱……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之……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
——摘编自（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4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的城市商业有何重大发展性变化。
(2)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二中北宋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东京）朱雀门外……以南东西两教坊，铩皆居民或茶坊……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北山子茶坊……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摘编自【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指出，“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与前朝相比，宋代不仅有完善的征税管理机构、遍布全国的征税网点，而且形成了完善的商税法律体系；宋朝政府设立非常多的经济部门参与市场管理，包括市舶司、盐井监、酒务（酿酒厂）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茶磨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经济部门就有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等。
——摘编自王红雷《宋代商税征收管理制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的“市”与前代相比有何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商业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在国家经济思想和经济职能方面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明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 魏晋时期的士族阶层格外重视家庭教育,以使本家族在朝代更替、战乱不息的年代里繁衍不衰。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中云:“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目须早教勿失机也。”儿童及早进行教育的好处显而易见，早教主要在家庭中进行，由父母承担教育的职责。父母要把爱护子女和教育子女结合起来，既要循循善诱，又要严加督促。门阈士族多以儒家学说严格教育子女并兼传道家之言。出于立身扬名的需要，士族人家还对子女进行艺能教育，主要是据其家传传统，各有所重，文学、书法、音乐均是其教学内 容。颜之说:“失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家中长辈要有意识地为子女创造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因为身教重于言传。情景教学、因势利导等教学手法以情境激发才思，也深受士族家族推崇。
—— 摘编自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
材料二 在明清帝王倡导家教“化民成俗”的要求下，在商业和文化并重的地区，徽商“贾而好儒”的习俗氛围，使得一般民众对于子弟的教育颇为重视。为人立世，当以品行为先，正如绩溪商人章策所言:“立品为先，词章为末，务崇实学，勿鹜虚名。”子弟入学前，徽商自觉承担教育子弟的责任，使其具备基本的识字诵读能力，入学后，则与教师密切配合，支持学校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他们还会从培养子弟为商贾所必备的意志顽强、敢于冒险、简朴节约等 素质入手突出训练其长于书算、善于贾道等能力。徽商对子弟自立的要求格外重视，教育子弟自小就要树立靠个人力量谋求生路的志向，不能自立之人，就会破败家业，让先人蒙羞。
—— 摘编自宗韵《明清徽商家庭教育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家庭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指出与魏晋时期相比,明清徽商家庭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从《东京梦华录》可看出北宋城市和唐时面貌大不相同。在汴京，街面店铺、作坊、旅馆、50余炉的饼铺、二三层楼的酒家（官营或私营都有），与住宅、寺宇杂然并见。很多大城市里每日天未明到深夜，甚至通宵都有营业。夜市上除了有大众化的食品和用品，便于夜间“勾当公事”的人和一般平民购买食用。批发商业的组织形式在北宋也有新的发展。“行”不但是批发交易的场所而已，并且是一种新起的批发机构。在城市内外河畔桥头交通方便之处或街道广场上都有各种“行”的设置。
——摘编自马媛媛《从<东京梦华录>看北宋经济发展》
材料二 在对自然和物质世界进行观察和研究的过程中，画家和科学家发现了双方的共同之处——都对世界有着浓厚的求知欲。尽管他们以各自特有的个人技艺探求他们的共同兴趣，但在宋代，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探究是同时进行的。
——摘编自迪特库恩《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在一系列战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这类因对抗性互动而产生的概念转移，急剧而彻底……对西方的认知，也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摘编自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商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文化对内在世界探索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