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日常用品，乃至各种奇珍异宝，皆能在市场上买到，农村地区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城市市场中。城市中居民大都脱离农业生产，生活所需多从专业化的“米市”“布市”中采购获得。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商肆店铺。城市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肆、酒楼，开设了大量的旅店以供住宿，不仅有许多官、私医生可为人们诊病，而且还设有药市或药肆等为居民买药提供方便。

——摘编自李映涛《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特征浅析》

材料二   15~18世纪，英国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旧的国内贸易格局逐渐被打破，商业联系加强，跨区域长距离贸易迅速增多，大宗商品如羊毛、呢绒、谷物、畜产品等都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最终形成。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区由最初的欧洲拓展到东印度和美洲，到l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1554~1680年间建立了 49 个股份制公司，至1695年，增加到150个。商店、交易所、客栈等灵活自如、方便及时的新的流通方式出现。伴随16、17世纪商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各种信用手段如借贷、汇票、期票、债券和抵押等都已流行。 17世纪中期以后，汇票也成为一种可转让的票据。18世纪时，信用是贸易运作的关键，许多公司的资产都是以信用结算而不是以现金结算，筹措资金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公共财政改革，以发行证券与公债券来筹集资金。

——摘编自王瑞红《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及对商人的挑战》

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