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通用货币是始铸于武德四年（621年）的“开元通宝”。其仿汉五铢钱，每十钱重一两。起初由于经济贸易不频繁，百姓多以绢帛代替货币，较少使用钱币。进入开元、天宝之世（713～756年）后，商业步入隆盛时期，绢帛便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钱币遂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开元、天宝共计44年，在此期间，全国共开炉99处，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贯；此后又有所增加。据统计，从天宝时期（742～756年）至唐末，共铸“开元通宝”钱四百亿（贯）左右。
唐后期，随着商品流通的加快，沉重的钱币在储藏及运送方面已成大问题。于是专替商人与官僚保管钱物的“柜坊”出现了，类似于今天的汇票的“飞钱”（又称“便换”）也出现了。
——摘编自重光《唐代商业活动中出现的新因素》
材料二 南宋时期的临安府店铺林立，已经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了，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商品交易是多么活跃。商业活跃又推动了商业信用扩大，并进一步刺激货币需求激增。宋王朝为防北方辽、西夏、金人的威胁，被迫养重兵以为备，这导致其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需依靠发行纸币以弥补开支，而这又促进了纸币的进一步发展。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达，为纸币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当时造纸业和印刷技术都有了很大发展，能够造出专用纸张来印制纸币。
——摘编自王耀萱、常杰《两宋纸币的产生及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商业活动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廷发行纸币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唐宋货币发展的相同影响。
材料一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日常用品，乃至各种奇珍异宝，皆能在市场上买到，农村地区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城市市场中。城市中居民大都脱离农业生产，生活所需多从专业化的“米市”“布市”中采购获得。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商肆店铺。城市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肆、酒楼，开设了大量的旅店以供住宿，不仅有许多官、私医生可为人们诊病，而且还设有药市或药肆等为居民买药提供方便。
——摘编自李映涛《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特征浅析》
材料二 15~18世纪，英国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旧的国内贸易格局逐渐被打破，商业联系加强，跨区域长距离贸易迅速增多，大宗商品如羊毛、呢绒、谷物、畜产品等都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最终形成。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区由最初的欧洲拓展到东印度和美洲，到l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1554~1680年间建立了 49 个股份制公司，至1695年，增加到150个。商店、交易所、客栈等灵活自如、方便及时的新的流通方式出现。伴随16、17世纪商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各种信用手段如借贷、汇票、期票、债券和抵押等都已流行。 17世纪中期以后，汇票也成为一种可转让的票据。18世纪时，信用是贸易运作的关键，许多公司的资产都是以信用结算而不是以现金结算，筹措资金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公共财政改革，以发行证券与公债券来筹集资金。
——摘编自王瑞红《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及对商人的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的特征，并简评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三国时期，私人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严重破坏，一个阶段几乎陷于停顿。货币骤减，基本上不通行，布帛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在董卓罢五铢钱31年后，下诏恢复五铢钱，但只过半年就不得不宣布作废。太和元年(227年)，魏明帝因“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乃更立五铢钱。至西晋时，商品经济有所恢复，钱又成了富人追逐的目标。当时商业发达的地区局限在洛阳和长江流域，全国广大地区还是使用谷帛进行交易。南北分裂后，由于南北条件不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有差别。
——摘编自晃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明万历时，“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当时吴中“缙绅仕夫多以货殖为急”，“明(朝)洞庭山消夏湾蒋举人某，屡试春官不第，遂效垄断之术，居积取盈，算入骨髓……不数年称高赀矣”。华亭徐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积妇，岁计所织，与贾为市”。至于商贾本人通过“急公议叙”“捐纳”等方式取得官位的，在晚明历史上更是不胜枚举。
——摘编自吴仁安著《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商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商业领域的新现象及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出现了战国秦汉、唐宋这两个商业高潮期。《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唐代元稹在《估客乐》中也写道“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这反映出传统“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认知的破除。中国古代商业在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及封建国家干预等方面的种种制约下不断地发展和突破。作为商业活动中心的城市，逐渐从封闭格局走向了开放格局，其活动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弹性。此外，南方商业性城市及大小经济型市镇、各类草市的发展也尤为明显。“钱帛兼行”虽然长期存在于古代社会，但秦始皇统一货币和汉武帝铸五铢钱，既满足了第一个商业高潮的现实需要，也推动了第二次商业高潮的持续发展。至第二次高潮期，不仅出现了飞钱这种最早的汇兑业，还出现了柜坊这种最早的金融贮存、保管业和金融信贷业，甚至货币的形式也出现进一步发展，这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秦汉、唐宋这两次商业高潮出现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及其突破的表现。
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侵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工商业的发展》
(1)依据上述材料概括唐朝中期以后扬州商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原因。
英国城市人口数量与比例变化
| 年份 | 英国人口（千人） | 城市人口（千人） |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 |
| 1751 | 7390 | 1657 | 22% |
| 1801 | 10755 | 3488 | 32% |
| 1851 | 20879 | 11194 | 54% |
(2)阅读上表，概括1751~1851年英国人口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导致这种变化的相关因素。
(3)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结合史实，以上述两幅图片为例进行说明。
材料一 自秦统一中国到隋唐，中原王朝的三大重心（政治、经济、军事）都偏在西北。隋唐时期，北方草原新崛起的民族重心东移，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心随之向东移及东北转移。与此同时，经济重心却向南移和东南移。为了解决物资运输的部分问题，隋朝以来历代政府重视大运河的修建与疏浚，隋唐时期的运河呈西北—东南、西南—东北之字形，中间由于淤塞而停运。元代运河的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河道也重新疏浚。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编写组编写《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唐代、宋代的人口分布及南北方人才比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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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天宝年间的人口分布 | 北宋崇宁年间的户数分布 | 南北方人才比重示意图 |
——以上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编《中外历史纲要·历史地图册》（上）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三大重心（政治、经济、军事）的转移特点及其与大运河走向变化的关系。
(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人口分布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隋唐五代是草市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的草市上除农户出售自用有余以调配余缺之外，城市市场出现的珍玩宝器等奢侈品亦充斥其间。草市的数量和种类与前代相较也有增加。一些草市则分布在茶山附近，形成所谓茶市。与茶市类似者还有“鱼市、药市、桔市、莱市”等类。唐代中期以后，体现浓郁巴蜀地方特色的小市、酒市、江市、柳市、药市、蚕市、茶市等大量涌现。以特殊商品为交易对象的专业化草市也较为普遍。伴随这些专门化草市的繁荣，其经营范围突破了单一产品的限制，交易范围不断扩大。隋唐时期草市发展的特点之一为江南草市发展迅速，北方草市兴起滞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品交换频繁，城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内部泾渭分明的坊市界线被突破。商业活动范围由市伸展至坊，坊内店铺不断增加，营业不再受时间限制，夜市出现并迅速扩张。城市内部坊市店铺林立，发展为商业中心。
——摘编自冯兵《草市：隋唐五代乡村市镇化的历史典型》
材料二 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在江南市镇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主要来自江南的市镇。江南市镇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的发展。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五代草市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的市镇与隋唐五代相比有哪些新变化，并指出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影响。
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至于汉代之盐铁政策起于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调制之破坏，以及茶盐诸税之兴起，也由于玄宗以下，先是向外开疆拓土，直到德宗时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总之是由兵祸而引起了经济制度之变动，则汉唐并无二致。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钱穆关于汉唐经济制度的观点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
材料一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至隋开通大运河，扬州的经济中心逐渐向运河两岸发展，其城址也迁至运河方向。北宋时期的杭州在运河的推动下，城市的繁华地带从城南扩展至沿城内的主要水系沿岸，水系沿岸逐渐出现商业街，封闭的“市”被代之以开敞的集市。明清苏州沿运河的胥门、阊门、山塘街一带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吸引了四方商贾的云集，甚至太湖村民也出现了“莫嫌村坞行人少，夫婿经商不在家”的景象。
材料二 建国后，大运河江浙段的沿岸地区形成了带状形态工业区，大号污水直排运河。改革开放后，工业企业和码头不再是古运河发挥作用的象征，河边的历也建销和生态绿化逐渐成为发展主角。2019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大运河沿线发展谋篇布局。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考察时指出：“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以上材料摘编自王静《运河与沿线城市商业发展探析》等
(1)据材料一，说明中国古代大运河的发展对城市的影响。
(2)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运河沿岸区域服务功能的变化。
(3)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自春秋战国至唐代，国家和政府设市于都邑之中，市有一定的范围，以墙垣围住并与民居隔开，设有市师、肆长、质人等分掌市内各项事务。《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钰三百声而众以散。
——据韩国磐《中国古代的市和市井市肆》整理
材料二 有人说，东京比汉唐的京都，民户增加十倍十字大街，每五更点灯，天明即散，叫作“鬼市”。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请班直军营相对。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三 草市是民间“自为聚落”、私相贸易的集市，宋代在商品经济发达和交通方便的地方出现各种集市，如“山市、河市、庙市”等，解决了农民“买食用盐、茶、农具”问题。“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叶适《水心文集》）明州农民，同时“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抚州“金船陶户，大振皆农民”。草市镇内小儿学、义塾、镇学的兴办日渐增多，有的还建立了书院，有的成为学派重镇。
——据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
(1)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市”的特点。
(2)据材料二，指出宋代的“市”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3)比较材料一、三，回答“草市”与“市”的区别，并说明“草市”出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