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农民发现，只有联系农作物产量来计算劳动者的报酬，才能客观评价劳动者的劳动数量与质量，而且必须实行承包经营，于是1978年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出现。各地有“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至1980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由1979年的1%上升至9.4%。1982年一号文件指出，各种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的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农民进一步发现，“包产到户”是将指标内的产品交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才奖励给承包农户，而“包干到户”则是在完成国家农业税、集体提留和其他费用之后，农户拥有对农业剩余的全部索取权和占有权。至1984年，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为99.1%。“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演变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指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摘编自易棉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路径、绩效与经验》

材料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以西北作为大后方支援抗战，大批政府官员，学者前往青海实地考察，为青海垦殖事业建言献策。在全国开发西北的浪潮的推动下，青海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丈地清赋工作，耕地面积及农产产量在三十年代持续攀升。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关注程度逐渐冷却，青海省政府也逐渐放缓了对本省的农业开发，青海省的农垦活动演变为政府形式化、公式化的敛财手段。

——摘编自狄新昊《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青海农垦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宁夏农垦围绕“三个基地一个中心”，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管理体制、生产结构、经营方式、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财务包干，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和场（厂）负责制，打破了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特别是1983年中央提出“国营农场要办家庭农场”后，自治区农垦局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的若干政策规定》。1984年在垦区开始试办，职工由单纯的生产者变为生产经营者，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到1986年底，农垦系统已建起6000多个家庭农场，基本上完成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变革。1981—1988年累计实现利润6889.7万元，缴纳税金3929万元，利税合计1.08亿元。

——摘编自廖周《宁夏农垦改革初期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