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学自16世纪始大规模西传入欧，到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在宗教、哲学领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孔子的“天道自然观”中找到了中国存在原始自然信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天神论，而是“自然的道理”，并据此来批判被他称为“理性之大敌”、“文明之恶棍”的基督教神学。在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方面，儒学的突出特征是侧重于道德伦理，并使之与社会政治相结合，以达到国家的“仁政德治”。伏尔泰对此无比推崇，百科全书派代表霍尔巴赫也呼吁“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他们借此反对旧道德，期许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时，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在积极地从先秦儒学中汲取营养。黄宗羲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得出“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民本思想的重新阐发。王夫之则对维护君主专制的宋明理学给予坚决批判，他认为“人欲”不能扼杀，这是对先秦儒家“性也，天之就也”的“人性天就论”思想的重新焕发。
材料二 17、18世纪中西方社会均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生产力发展的张力鼓动着先进的阶级（或阶层）突破传统政治的腐败和官方哲学的愚昧，因此，中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取用儒学精蕴的社会基础存有某种相似性。但二者的现实环境却存在着根本区别，欧洲正处于新旧思想，新旧力量激烈交锋的状态，而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注定了对二者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儒家学说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变革，而中国的启蒙活动却未能形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思想运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谈家胜：《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及其影响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归纳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启蒙思想家借助儒家思想进行现实批判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对现实进行批判产生影响迥异的原因。
材料一 先秦儒学继承了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希望统治者实行仁德之治，善待、关爱民众。同时，他主张富民、惠民，提倡“仁者爱人”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理论，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和谐思想是儒家思想中又一个核心理念。孔子提出“身”“家”“国”相统一的和谐关系，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通过修身、齐家、治国的顺序，达到“天下平”的目的。孟子主张“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了和谐理念中的善治和秩序良好。荀子积极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其政治和谐思想的核心是“隆礼重法”，他把“和齐百姓”、人民安居乐业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李森《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和谐发展思想》
材料二 刘邦统一天下后，国家残破、经济凋零，内有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控制着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外有北方强敌匈奴伺机骚扰。这种局面决定了刘邦在建国之初，既不能用法家思想治国，又不能用儒家思想安邦，只能选择黄老之术。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对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国家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而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于是他必然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摘编自樊海永《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学的核心内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汉统治思想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孟子的“仁政”思想，对保障人权、发展生产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它过分强调“仁”而缺少“法”，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很有可能造威社会秩序的紊乱与国家的动荡。反观法家。虽然过于迷信权术与酷刑,但不得不承认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猛药”。另一方面，法家认为“治民无常”，主张变法，这也有利于执政者的施政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摘编自李锦鸿《从<孟子>和<韩非子>看儒家与法家的价值观》
材料二 仁义、礼制是治国之本，法令、刑罚是治国之末。刑罚的作用在于惩戒犯罪,使人民不敢肆意作恶而犯法。礼义的作用在于教化人民遵守道德规范不作恶不犯法，在细微的小事上也符合人伦道德。“是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苟免。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治国要注重以道德和礼义教育人民,使人民有羞耻心，自觉向善。
——摘编自韩丽华《中国古代礼义思想的教化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与法家思想在治国理念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礼义的教化作用。
材料一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材料二 董仲舒把“天”塑造成有意志的神，天在人间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即皇帝。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欲也。”
——摘编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格物须是到处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皆格物之谓也。若只求诸己，亦恐有见错处，不可执一。
——《朱子语类》
材料四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卷十三《开始》
(1)材料一的思想主张是谁提出的？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的主张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朱熹治学的方法。
(4)近代学者根据材料四归纳出的用于自勉的警句是什么？
材料一 在先秦儒家的政治文化学说中，“仁政”是其核心部分，仁义道德作为为政之基和立国之本是其重要特征。儒家以性善论作为仁政的哲学基础，通过对人的内在恻隐之心的揭示而为仁政寻找内在的心性根源。儒家学说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而关注社会的核心则是“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共性的人都要求以“礼”来修身养性，强调在“克己”的基础上“爱人”，反映到政治上则为以“仁政”治天下。儒家仁政还表现为圣王对人民的物质关爱、道德教育与政治管理。仁政设计是从上层官吏的立场出发的，儒家认为统治者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王天下。至孟子时期，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立场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由“民好”“民恶”变为“民本”。
——摘编自惠黎平《试论儒家仁政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如果说儒家以贵仁著称，墨家则以贵义著称，《墨子·天志》曰“顺天意者，义政也”，将天的意志作为义政的理论基础和来源。墨家提出“义者，正也”，希望执政者用善政来匡正天下，通过“兼相爱，交相利”的思维来改变战国的乱世，反对当时社会上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兼并战争，反对恃强凌弱，反对力政所主张的“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墨家认为，顺从天志而施行义政，可以使天下安定，让上帝、山川、鬼神有祭主，使人民得到利益，从而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在墨子看来，义政的目标和归宿是实现“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即以兴天下之利为目标和归宿。
——摘编自金小方《墨家义政思想的内涵、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儒家仁政思想和墨家义政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家仁政思想及墨家义政思想产生的共同背景及现代价值。
材料一 孟子所在的战国中期是典型的乱世，如何改变当时的时局，使天下重归平治，各派思想家都提出了解决之道，这同样是孟子面临的头等重要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个课题，孟子继承孔子的道德思想，建构了性善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王道主义。王道主义对君王有较高的道德要求，孟子认为“一正君而国定矣"。王道主义必须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时，孟子也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君主治理民众，应该“教之不改而后诛之”。
——摘编自复旦大学哲学系编著《中国古代哲学史》
材料二 柏拉图（前427-前347）生于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时期，苏格拉底之死，这让原本有政治抱负的柏拉图对现存的政体无比失望，于是离开雅典开启了长达12年的游学生涯。在游历期间，他“哲学王”思想逐渐形成。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本质是正义，正义是包含节制、勇敢、智慧的一种“至善”，因此一个国家要由拥有“至善”的哲学王来管理。哲学王要有政治技艺并且依照法律来统治，同时也要重视教育，因为正义的公民离不开德育和音乐的培养。
——摘编自代力阳黄思玉《论柏拉图与锰子政治哲学的异同》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孟子“王道主义思想”和柏拉图“哲学王思想”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子“王道主义思想”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相同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子“王道主义思想”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共同价值。
材料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论语》
材料二 臣恐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孟学派为基础，渗入佛家和道家思想后形成的一个新儒家学说。理学直接渊源是“宋初三先生”―胡缓、孙复、石介，理学真正奠基人是周敦颐和张载。理学体系形成于程颢和程颐，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吸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1)材料一是属于哪位思想家的主张？其思想核心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概括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理学的特点。
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见梁惠王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孟子向梁惠王讲了一番大道理,提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道:“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朱熹甚至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的学生北溪先生陈淳更明确地说:“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因此,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追求。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糅合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古代明堂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
——摘编自徐杨《传统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制约》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朱熹等思想家的共同价值观及其目的,并分析该共同价值观对中国产生的长远影响。
（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孔孟等古代中国思想家相比,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特点,并说明此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孔子认为艺术、审美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贯穿于人格的完善、人性的修养的始终。诗所兴起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仁爱情感，这是以“仁”复“礼”的前提。在“兴于诗”的前提下，人的视听言行才能皆合于礼，立身处事皆“立于礼”。“立于礼”只是做到了人的心理欲求与伦理规范的统一，还不是人格的最后完成，所以还须要“乐以成性”，只有在音乐的陶冶下，才能形成完美的人性、健全的人格。为了使审美教育服从、服务于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对《诗》、乐进行过一番改造，让人形成“仁”与“礼”、内在心理欲求与外在伦理规范交融一体的自由和谐、调畅怡悦的审美境界。
——摘编自祁海文等《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先秦卷》
材料二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在审美教育中重视音乐（包括诗歌、悲喜剧等文学作品）的作用，应“为了灵魂的美善而实施音乐教育”。他把人的性格分为统治者哲学家的理智、保卫者武士的意志及被统治者农工商的情欲三个等级，认为审美教育只有以理智、合理的内容才能使不同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实现和谐的理想国。为此，他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政治规范，即诗只能描写善、美的东西、音乐必须是适合保卫国家的曲调，禁止“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的文艺作品和表现悲哀、柔弱的曲调。审美教育第一步从只爱某一个形体开始，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综合，掌握美的普遍性，进而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为珍贵”，并更深层次领悟由“行为和制度的美”到“各科学问知识”的美，最后达到理念美的境界。
——摘编自陈育德《西方美育思想简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孔子和柏拉图美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柏拉图美育思想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美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论语》内容如汗牛充栋，体现了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总览全书，孔子大致讲述了孝、悌、忠、恕、仁、爱等主题。从中不难发现，这些主题都涉及了“我”与“他人”的关系。孔子认为，人的血缘亲情（孝悌）是仁爱精神甚至一切社会伦理道德的情感基础，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至亲都不爱，我们又如何指望他“泛爱众”呢？“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是使“我”得以合宜地向“他人”表达对其尊敬等情感的媒介，体现着“仁”的核心精神。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若要真正“成仁”，不仅要有孝悌为本、克己复礼、忠恕为怀的道德自觉，还应当将这些道德自觉落实于平日的修养践履之中。
——摘编自石博琳《浅析<论语）中核心思想“仁”的内涵》
材料二 董仲舒从天出发来论仁，认为天是万物的本源，天生人并养育人，而上天要治理宇宙万物，就不能靠刑罚，而是主要靠仁德，因此宇宙万物才如此有秩序，所以天是具有仁义精神的。他在强调“仁者爱人”的基础上，提出仁爱的对象不能是“我”、自己，而必须是他人，并由此推衍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
——摘编自孟维《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三 作为影响最大的理学家，朱熹建构了以理为本原的理学体系。仁在朱熹理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天理的代名词。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仁是天理，彰显了仁之本原地位；仁是“百善之首”，突出了仁在五常乃至全部道德条目中的统领作用；不仅理清了仁之内涵，而且为“仁臻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奠定了前提；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对先秦儒家通过道德践履与天人合一的继承中，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新境界。
——摘编自魏义霞《朱熹对仁的诠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论语》中核心思想“仁”的内涵，并分析其出现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的发展表现及其目的。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朱熹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谈谈从中得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