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在贵州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曾经跟着两个年长的朋友匆匆到过一趟昆明，事后却没有对这个毗邻省份留下任何印象。到了现在，我对这个“彩云之南”的历史知识，依然匮乏得很。云南遗存历史资料不足，一方面固然由于唐代它“不在文化区域之内”，而宋代又被划出国境之外，①(不免/难免）受了历史记载的冷落。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原本就只关注汉族中心区域的朝代更叠、风云变幻，常常并不很留意隔山限水的边陲，所以在常见历史文献中，这一区域的记载总是显得支离破碎。特别是那些非汉族人的精神世界，除了好奇和猎奇的“采风者”，或者奉命巡视边疆的官吏，偶尔写一些“竹枝词”，画一些“蛮夷图” 之外，很少有人真的对他做过深入②（考察/考查）和仔细描述。

可是随着西风东渐，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洋和东洋的学者纷至沓来，对中国学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什么？以为他们的关注③（重心/中心）与传统中国学者大相径庭。他们不仅对“中心”的汉族中国有别出心裁的解释，也对“边缘”的蒙满回藏鲜、苗彝羌傣壮都兴趣盎然；虽然对“主流”的儒家一如既往地研究，但对“支脉”的佛教、道教、三夷教、天主教更有巨大的热情；对历史叙述中通常占据显著位置的“上层”文化有新的论述，但对过去历史文献中往往缺席的“下层”却更为关注。这种对于“边缘”“支脉”和“下层”的研究，特别表现在宗教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