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            ），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渊明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受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苏轼发现了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陶诗所表达出来的美，看作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