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            著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

王羲之的行书，洒脱飘逸，            ，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王羲之所以有如此卓绝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是那个时代使然。因为那是一个人格独立、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寄情山水，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汉字结体与书法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到了唐代。时代的精神气候发生改变。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推动着唐人绕过王羲之而 ，开创书法的新天地与新境界。唐人在楷书和草书上，不让古人，直达巅峰。颜真卿的楷书，磅礴伟岸，一个个字，犹如一尊尊佛，雍容宽博，自信从容。张旭与怀素，一反人们对“二王”亦步亦趋的            ，挥毫起风云，落墨泣鬼神，直把草书推到了“狂草”境地。

书法是心迹，也是时代精神气象的载体。如今，走在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的中华民族，在时代精神的新的灌注下，书法艺术将缔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