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些人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也是1919年5月反日爱国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这些新式知识群体起初主要是以个体的身份零星地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当中，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自然有限。通过新文化运动和反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的社会运动，这个新式知识群体精英整体地、主动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舞台上，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巨大的力量。

——摘编自程美东《历史视域中的五四运动》

材料二   这些人以《新青年》为阵地，系统展示了科学精神对文化的巨大作用和影响。通过彰显科学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对传统采取了激进的批判态度，“打倒孔家店”一度成为这些新式知识群体进行文化革新的口号。通过推崇理性和实证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扫除了大量玄学迷信的鬼话，有力推进了民众心智的启蒙。而科学推崇说服而非压服的精神，又为国人解决政治中的分歧提供了一个范例，对中国民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焱、郝苑《科学精神的启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传播》

材料一   1688年政变不过是四十年代英国革命的完成。显然，资产阶级、新贵族与王权的妥协是他们之间尖锐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图采用和平的手段和合法的形式把王权改造成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政变后，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以议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一百年间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庄建镶《评英国1688年政变中资产阶级、新贵族与王权的妥协》

材料二   国家创新体系是强国的特征。作为一个小国，近代英国能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首先依靠的就是制度创新。不过，在17世纪之前，英国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跟在别人后面搞文艺复兴、搞宗教改革，又跟在别人后面闯入海洋，就是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英国也是学荷兰人的。然而，从17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英国便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着世界的潮流…据估算，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全世界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中约40%是由英国人做出的。英国统治者不失时机地调整经济政策，将重商主义政策调整为自由贸易政策，为经济发展“松绑”.让英国的商品充斥了欧洲市场及海外殖民地。英国整体国力迅速上升，到19世纪50年代确立了“世界工厂”地位。

——摘编自李成刚《大战略与近代英国的崛起》

材料一

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台湾北部中山堂举行“台湾对日本的受降典礼”陈仪将军为在台湾受降的代表，担任降方代表的是台湾总督兼日本陆军第10方面军令官安藤利吉将军。	1999年12月20日，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降重举行。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这里庄严升起。

材料二   2019年12月20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经济实现跨越发展，居民生活持续改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扎实推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大幅增长，跃居世界第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成效初显，会展、中医药、特色金融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民生福利水平显著提升，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双层式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惠及全社会，澳门居民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

材料三   在践行“一国两制”过程中，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坚持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统一起来，意志坚定，从不为一时之曲折而动摇，从不为外部之干扰而迷惘，善于把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政策支持带来的机遇，乘势而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坚持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坚守“一国”原则底线，自觉维护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才能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得稳、走得远。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处理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意志坚如磐石，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