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记者：近年来，曲艺创作领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方法”的重要性，对此您怎么看？

高玉琮：曲艺创作首先要熟悉曲种。以相声为例，必须掌握好相声的结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杂拼凑实不可取。从网上“摘包袱”的做法，根本上违背了相声的规律。一段相声，垫话、瓢把、正活、底，缺一不可，假如没有瓢把，就没有起到起承转合作用的话，直接入正活，我想这段相声应该怎么听怎么别扭。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很多相声在结构上很不完整。我们创作任何一个作品都应该掌握它的规律。

其次，曲艺创作是量体裁衣。作为曲艺作者，无论写什么都要先了解演员，了解演员的表演特点，做到有的放矢，尽量明确“我给谁写这个段子”。梁左了解姜昆，写的东西适合姜昆表现，同时，假如没有姜昆，梁左结构的那些包袱也不可能表现得那么充分。《电梯风波》等经典是姜昆与梁左两人密切合作的结果：一个是具备相声表演技巧的能手，一个是创作“荒诞题材”的高手，两者合作默契，因此合作呈现出近乎完美的状态，至今被传为佳话。

第三，必须熟悉生活，不能闭门造车。观照李润杰的每一部作品，无一不来源于真诚的生活体验，拒绝胡编乱造。他和魏文亮参加中央慰问团，李润杰当时看到桥头上的一幕场景受到触动，但他并不轻易动笔，而是等桥上人下来后仔细攀谈：了解对方在做什么，了解他们入伍的年头、架桥的目的……等把一切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开始写作，结果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千锤百炼》。

第四，专业作者要把握住政治标准。我们写作品应当尽量地传递正能量，思想上与时俱进。进行善意的批评，应当使用恰当的语言，把握好尺度。文艺的引导作用是巨大的，白云鹏说过一句话：“一本曲词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二十四史》。”曲艺是在百姓中间口口相传的艺术，理应担负起一定的教化责任。

记者：在读史过程中，我们常常为张寿臣等等创演俱佳的艺术高峰驻足。过去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艺术高峰”式的人物，（                            ）？

高玉琮：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的艺人具有相当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所谓的自觉是受生活的逼迫产生的，许多人要通过这门艺术养家糊口，竞争非常激烈。以天津为例，相声演员有一二百对，都非常优秀，那么每个人必须有代表性的东西，唯恐落后。侯宝林特别佩服天津的刘奎珍，他曾亲口说：“我为什么佩服他？因为他不断地更新。”刘奎珍写了一个段子叫 《吃包子》，过去没有版权约束，《吃包子》一火大家都使，刘奎珍马上不使了，稍微一变为《画扇面》了；《画扇面》别人又使，他一变，改《补袜子》了，速度就是这么快。这好比站在同等的位置上看谁起跑快，跑得快才能过上好日子，客观上使得从艺必须自觉地改革求新。张寿臣为什么成为一代相声宗师？根本原因是他知道创造一切的基础是文化素养，所以不断地加强学习。他把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订全，即使不演出、不挣钱也要去每周六举办的文人讲习所，了解时事，学知识，学文化，努力提升自己，这样他才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国外一些先进的艺术形式，对曲艺造成了冲击。冲击越大，一部分人越不努力，越不努力，情况越糟，于是造成了二十世纪末曲艺生存的窘境。竞争机制失灵了，钻研艺术一时间完全要靠艺人的自觉。因此，目前曲艺发展缺少“高峰式”人物其实是曲艺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所导致的。借此，我呼吁尽快组织一支评论大军，进行文艺批评，有的放矢地促进行业生态恢复。建立评论队伍，不断地写文章抨击不良现象，刺激“病灶”，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才可能真正起到作用，当前曲艺评论中“一味颂扬”的倾向很危险，会使得评论失去其真正的意义。

记者：（                            ）？

高玉琮：以不同的鼓曲曲种来说，京韵、梅花较“雅”，西河、京东较“俗”，无论雅俗，好的作品应追求达到雅俗共赏，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俗”不是俗不可耐，“雅”也不是故弄玄虚、高不可攀。俗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能将“雅”和“俗”两方面要求结合的作品就是好作品。

第二，作品要有它存在的意义，空泛的东西不受欢迎，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就如李润杰先生写的《立井架》《抗洪凯歌》等，都是在政治需要的情况下，艺术地进行创作，同样出现了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呼吁百姓心声的。曲艺是百姓的艺术，我们创作的服务对象是百姓。为什么传统相声能够流传下来而且传播广泛，因为它大量反映了市民生活，包含了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所熟悉的人和事。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相声，一把扇子，一块手绢，最多加一块醒木……小世界反映的是人生大世界”。

——《当历史照进现实——曲艺理论家、作家高玉琮先生访谈》

材料二：

甲：你们刚过去，那边口令传过来了，走了走了，哗啦，又都摆上了，那叫一个快，也不知道都从哪钻出来的。有时候一天得来那么几回，时间长了，这也是个乐。太刺激了！比看美国大片都过瘾。你们要有两天不来，我们还寂寞。真想你们。

乙：犯什么瘾的都有。

甲：也有失误的时候，那天卖糖堆儿的那小子瞎咋呼，来了！大伙赶紧跑，跑了半截不动了。你说这一天是多大乐子。

乙：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

甲：都怪我们这些人，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嘴上没把门的。城管不在局里上班了，马路两边，—头一个，嘿，还带把折叠椅子, 往那一坐，严防死守，我们只好转移阵地。

乙：一大堆社会上的难点，热点, 都归我们城管管，我们不管行吗？不管就是失职，就得下岗。

甲：那太好了，我们地摊队伍增加了新成员。

乙：就是我下岗了，不又得增加新成员。

甲：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黑！

乙：应该说一代更比一代强。现在我们是文明执法、亲情执法。

——王鸣禄 相声《城管与地摊儿》节选

文本一：

军营

高洪波

大凡没当过兵的人，对军营总觉得神秘、威严，觉得连哨兵的枪上，挑着的都像是军事机密。

我的军营，开始便是以这一面貌迎我的。

它有个让人一听便觉得毛骨悚然的名称:大荒田。仅就字面理解就可以想见修建军营之前这一地点的荒凉。事实上，它也荒凉得可以了，四围山峦黝黑，树木极少，风刮起时，尘土飞扬，发出阵阵啸叫，令人心慌气短。

“新兵”是个很特殊的名词，当上新兵，首先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介入一种不习惯的、古板严格的纪律之中。新兵又代表着幼稚、胆怯，随便看哪一位衣不合体、帽难戴正而又衣帽簇新的新兵，老兵们都可能随意指点或嘲讽着。

新兵阶段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是新兵班长。这位班长来自贵州玉屏县，携带一管箫笛入伍，闲时抚弄，虽非高手，却音韵悠悠。班长姓杨，后来才知道苗族大多为潘杨两姓。他对待我们这群小新兵，从不摆盛气凌人的老兵架子，每每让我们觉得受宠若惊。可杨班长的责任心又极强，时时用“紧急集合”来训练我们。

当时常常在酣梦中被一声长哨惊醒，于是黑暗之中胡乱穿好衣服，摸着黑按“三横压两竖”打背包，塞入一双鞋子，便拼命奔出房门。操场上，杨班长早已恭候了，宣布一下时间，指责一下最后一名出门者“演习”就告一段落。有时杨班长心血来潮，一晚上要训练我们两三次。这种训练的结果，是使我一听到哨声（哪怕是篮球场上裁判员的哨声）就腿肚子转筋，心律加快。为了取得好名次，我研究了被子的最快折叠法、背包绳的高速捆绑法，并在闲暇时反复演练。我的热情使一床新军被在很短时间内露出了棉絮，我却取得了“紧急集合”的第一名。

尽管现代许多国家的军人配备了睡袋（多让人嫉妒的发明！），可我一想起当年的紧急集合训练，还美滋滋的，觉得学得了本领。别的不说，在时间观念的珍惜、分秒必争这一点上，不乏可取之处。

在我的军营四周，有好些散落在山峦上、河岸旁、田野间的田庄，这些村庄大多被秀美的绿竹掩映着，显得幽远而神秘。后来我就在这些村庄里集训。

我以新兵连指导员的身份住在这个生产队的会计家中。冬日里每天训练完毕，便坐在火塘边聊天（当地称 “吹牛”）。从老人口中，知道军营附近的居民均非土著，而是在明代迁徙来的。老人对故乡记得甚明白，据说有老人以前还有过高贵身份，一时让我崇敬不已。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却不是考古，而是老人讲述的大荒田的变迁。老人告诉我，我的军营和军营四周的山峦，曾有过森林和众多的野兽，全不似如今这般秃头秃脑的可怜相。那时河畔古木苍苍，猴群奔掠，金钱豹常在村口徘徊，风光、气候都美不胜收!吃山珍也如到菜园子里割一头菜花般方便。

“不远，就是‘饿饭’前几年的时候。”老人答道。

“饿饭”是当地农民们的一种特殊的时间称谓，我知道，这指的是1960—1962年。换言之，在我的军营修建伊始，这大荒田真的是一派莽莽老林，而前辈士兵们正是在这莽林中拓出一座军营来的！

森林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呢？这座凄楚的、以“大荒田”三字为坐标位置的军营又是从哪一年起才名正言顺的呢？我的疑问其实很好解答：五八年的大炼钢铁，伐尽了林木。村民们为一担柴禾常常要跑几十公里山路到远处去砍伐。不到二十年时间，人类的手便粗暴地改变了自然景观，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

训练新兵归来，我很快因身体不适被批准复员，大荒田的军营梦，也因复员而告终。但一想起军营内外绿色植物的匮乏，至今还觉得少了点什么。毕竟我曾把军营当过自己的家，而任谁也不愿自己的家破败衰落，让人望而生畏的。

算起来我告别大荒田军营的时间已经一晃八年，整整一个抗日战争的进度。军营的新兵们，也更换了八茬，当年一同入伍的伙伴，有的当了师长，有的当着团政委、后勤部长，再不是“紧急集合”时手忙脚乱的小新兵了。军营在他们的手中想必是焕然一新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愿再回到军营，重新听听那悠悠的箫声和尖利的哨声，爬一爬梦中的山峦……

（有删改）

文本二：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从无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

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次韵李节推九日登南山

陈师道

平林广野骑台荒，山寺钟鸣报夕阳。

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

巾欹更觉霜侵鬓，语妙何妨石作肠。

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