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二十几部纪传体正史中，有两部是记载唐代历史的，这就是《旧唐书》和《新唐书》。从今天看来，它们之间优劣如何呢？

《旧唐书》是五代时修纂的，当时离唐灭亡只有四十年，不少编修者都是唐末出生的，由他们来修唐史，当然有“时近迹真，见闻亲切”的有利条件。另外，唐代官方很重视整理自己的历史，从唐初以来，经过令狐德藜、吴兢、韦述、柳芳、于休烈、崔龟从等人不断修纂，大体上中唐元和以前，已有了纪传和编年两套粗具规模的国史、实录。后梁、后唐不断搜集史料，不仅收罗了许多公文档案、私人文件、野史笔记，也收到了国史和九朝实录。毫无疑问，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给《旧唐书》的修纂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旧唐书》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旧唐书》的编纂工作做得很草率，加上成书过快，因而留下了不少毛病。其一，是重复杂沓，失之粗糙。像《唐绍传》“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这是《玄宗实录》旧文，所以称“今上”，而《旧唐书》没有删改；萧颖士、杨朝晟都是一人两传，而《旧唐书》编者没有发现；《高宗本纪》：“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则天皇后本纪》：“庶人贤薨于巴州”，都是当时史官为武则天绊死李弘和逼死李贤掩饰的话，《旧唐书》却沿而不改。此外，一事重见数处，一文叠出数卷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其二，是全书前后极不相称。由于唐德宗贞元和以前，有国史、实录为基础，所以本纪简明扼要，列传详尽明晰，而唐穆宗长庆以后，没有国史、实录为底本了，于是便粗制滥造，本纪杂乱繁复，列传事迹寥寥，错误百出。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举《高祖本纪》记高祖在位九年事仅六千八百十四字，而《哀帝本纪》记哀帝不满三年事就用了一万三千字；赵翼《甘二史札记》所举的“（武宗）本纪书吴湘狱至千余字”；《四库全书总目》所举的《武宗纪》记右庶子吕让所进婚状，《夏侯孜传》只记历官履历，《朱补传》只记其相昭宗一事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其三，对唐代的历史缺乏深刻的见解，因而在体例上内容上都沿袭旧史，墨守成规，无所革新。史书是记载历史的，因此，对于与一代兴亡盛衰大有关系的史实就应该特别注意，并根据这一代历史的特点适当改革史书的体例，象班固去掉世家、魏收创立《释老志》就是这样的。但是，《旧唐书》主要是抄撮旧史，荟萃成书的，它的编者本身，并没有对唐代历史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也没有抱着一个什么特别明确的目的来修书，所以，它对唐代历史的看法是支离破碎、残缺不成系统的。例如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混乱的原因之一，穆宗以下诸帝，都是宦官拥立的，但《旧唐书》却沙撮唐人讳莫如深的旧史，在各本纪中一律记上前君遗诏如何如何，嗣君某日于柩前即位，好像没有宦官这回事似的，这就说明了《旧唐书》修纂者们历史见解的肤浅和史学观念的淡薄。因此，他们对唐代的重大历史现象，如藩镇置废、兵制演变、考选制度等，都没有十分重视，更谈不上单立志、表来详细记载论述了。

《新唐书》正是针对《旧唐书》的这些缺陷来修纂的。首先，《新唐书》的编修者们在进一步搜集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由于宋代政局稳定，各种逸书佚史不断被发现，所以，给重修《唐书》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

其次，《新唐书》有《旧唐书》这一“前车之鉴”，因此对史书的整齐简洁十分注意。如（哀帝本纪），《旧唐书》极为繁琐，《新唐书》便砍去三分之一。《新唐书》不仅没有一人两传的现象，就连一事分见数处、一文别见数卷的现象，也尽量做到以一处为主，互相参见。

再次，《新唐书》的编修者不仅对唐代近三百年的兴亡盛衰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改修《新唐书》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北宋自真宗以来，冗兵冗员的问题日益严重，国势日益衰颓，宋祁、欧阳修都是力图改革这些弊病的支持者或参加者，因此，在《新唐书》中，他们十分注意对唐代的兴衰原因进行探索。因此，《新唐书》着重叙述了那些在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人物和事件，针对各种制度的重大改革、演变专立了志。

然而，《新唐书》虽然改正了《旧唐书》的缺陷，但矫枉过正，又带来了新的缺陷。比如，他们用删减诰诏章疏、简炼文字的方法来浓缩史料，这样一来，产生了删削太过的弊病。《新唐书）为了增加史实记载，在一开始修纂的时候，就叫“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两件”，这固然是好事，但硬性摊派，必然导致为勉强凑数而拾取小说私记、滥竽充数的现象。

《新唐书》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欧阳修、宋祁两人，一个“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一个“独以文笔词采为先”，特别是宋祁，不仅喜欢古文，反对骊偶，还特别喜欢删改旧文，换用生僻字眼，他说他修《唐书》，没找到唐代一篇诏令可以修入史内的，因为唐人诏令全是骈文。他用这种偏见去修史，惹出了很多毛病。《灿武后传》的“耘夫菟子”、《窦威传》的“可胜咤哉”等，这些生造的词眼，只会使史文晦涩难通，令人感到诘屈聱牙，没有兴趣。

总而言之，新旧《唐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看唐代历史，不能只看其中一部而不看另一部。

（摘编自《新旧唐书之比较》）

材料二：

“史才三长”是刘知几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才、学、识三长缺一不可。“才”是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包括对文献的驾驭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等；“学”是指读书搜集史料的学问，渊博的学识；“识”是见解，对史事的见解、鉴别判断能力，尤其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摘编自《史通》前言）

初，隋主受禅以来，与陈邻好甚笃，每获陈谍，皆给衣马礼遣之，而高宗犹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师入寇；会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师，遣使赴吊，书称姓名顿首。帝答之益骄，书末云：“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悦，以示朝臣，上柱国杨素以为主辱臣死，再拜请罪。隋主问取陈之策于高，对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隋主用其策，陈人始困。于是杨素、贺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争献平江南之策。仲方上书曰：“今唯须武昌以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度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流头、荆门、延洲、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诸军鼓行以前彼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为基州刺史。及受萧岩等降，隋主益忿，谓高曰：“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战船。人请密之，隋主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其柿于江，曰：“若彼惧而能改，吾复何求！”杨素在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各有等差。晋州刺史皇甫续将之官，稽首言陈有三可灭。帝问其状，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将出师，臣愿展丝发之效！”隋主劳而遣之。

（节选自《资治通鉴》）

鹅湖寺和陆子寿

朱熹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