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正义”一词古已有之。西方的“正义”，原指“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引申为“符合天性，直截了当，不偏斜”。一般来说，西方正义观从人的本性出发，以强调人的权利为重点，重在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对社会加以批判与建构。

而在汉语中，“正义”则可拆成“正”和“义”两个字。“正”是“正中、不偏针”，这与西方的意思有些相同；而“义”的原意是“宜”，即“恰当、合乎情理”。两字合起来的“正义”，就是合乎正当的情理。在中国古代，经过儒家仁义学说的演绎，“正义”成了最重要的道德价值判断。荀子说：“苟非正义，则谓之奸邪”，代表了正义与邪恶两分法的正义观，具有浓厚的道德化取向。

通过词源考证可以看出，中西方正义观既有总体上的一致，也有思考路径的某些不一致。

首先，中西方的正义观在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正义”的共同本意，可以简单概括为“理应如此”，即“应然之理”。“理”既包含自然之理，也包含人性之理。中外古人凭借自己的想象和追求，创造了“正义”这个最高价值观念，为人类追求高尚的生活提供指南，并让它与一切邪恶、罪行、腐朽等相对立。因此“正义”作为东西方都承认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人们的信念及信仰对象，成为一个普遍的评价尺度，这个尺度既适用于评判每个人的每个行为，也适用于评判任何国家社会的制度体系。

其次，中西方的正义观存在着一定差别。从中文角度说，如何理解和处理“正”和“义”的关系，必然成为一个思考的起点。因为“正”主要是个描述词，源于对人的存在和对象事物本身“实然”状况的认知和理解；“义”则主要是个价值词，源于对人的主体行为的“应然”的认知与理解。因此在“正”与“义”之间，可能包含一种偏正关系：是首先确认“正”之本态，以正为义，以正导义，以“实然”指导“应然”？还是首先确认“义”之准则，以义为正，以义导正，以“应然”来指导“实然”？这两种可能的选择，正好反映出中西方传统思维的不同特点。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西方传统重在“以正为义”，而中国传统则重在“以义为正”。

在西方语言的传统中，从“置于直线上”引申出来的“人人各尽其职”，显示了一种“以正为义”的本意和思路。这就是“存在即合理”，西方思想家以承认和尊重人的天然本性、自在生命和现实状态为根据，去思考和说明什么是应有的善。因此西方思想家对正义的理解和阐述，多从人的权利与社会秩序出发，进行现实性的具体分析，从中揭示现实生活中构成正义的要素和形式，从而将正义一步步地具体化为诸如“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制度正义”与“程序正义”，“权利正义”与“分配正义”等具体类型，再一一研究如何改进它们的设置。这种日趋实证化的探究，把对正义问题的追究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引上了对社会制度与法律设置加以批判考察的轨道。也正因为如此，“正义”在社会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势”概念，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正义理论的特色。

而在中国历史上，则呈现一种“以义为正”的思考路径。古人先后用“义”与“利”的对立来强调“义”的内涵，用“天理”与“人欲”的尊卑来阐发“义”的根基，用“君子”与“小人”的身份来展示“义”的形象等，这些都是着意于贯彻“以义为正”的正义观，总体上并未超出个体道德和儒家仁义学说的眼界。特别是，由于其中缺少对人的权利与社会制度的深度联系和思考，“人权”概念往往被掩盖和淡化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正义”长期是一个似有似无、可以被各种道德规范替代的“弱”概念，甚至“正”“义”二字也很少在这个意义上连在一起使用。

直到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加上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正义”才重新成为一个核心价值范畴，中西正义观进入了一个融汇交通的时期。

（摘编自李德顺《中西“正义”理念之异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敬畏历史、敬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摘编自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二：

呈现在电视荧屏的电视节目，其本质都是为了提升观众的文化修养。以古论今，《考古公开课》通过讲述与文物相关的历史故事，传授观众古典文化，从而作用于社会生活，承载着“启民智、易风俗”的社会效果。正如《毛诗序》中所言，“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电视节目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电视节目有着传播主流思想价值观念的职责和义务，爱国爱家是永恒课题。国宝级文物除了材质珍贵，往往有一定家国文化参照。通过电视节目传达的意识形态可让个人意识同国家意识保持一致，与伟大的中国梦相向而行。文博类电视节目做到了美育和德育的统一。文物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让观众接受思想的洗涤和文化的熏陶，实现精神的升华。

文化类电视节目可呈现古今中外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底蕴，传递优秀文化基因，文博类节目便是较好的代表。文物可沟通历史与现在，蕴含了所属时代的文化与审美，体现着所处社会的文化认知。譬如，“后母戊青铜鼎”上的饕餮纹体现出殷商时期社会的美学追求，《考古公开课》中的《西水坡星图之谜》便植入了“青龙”“白虎”以及“北斗星图”等古老的中国文化。考古文博类电视节且亦杂糅了现代文化，在《考古公开课》中的《人骨里的秘密》中，嘉宾便讲解了通过“碳14”测定人骨所属的年代。文化厚度决定一个民族的发展高度，电视节目作为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电视节目除具有娱乐作用外，还具有认知和教育作用。《考古公开课》中邀请的均是相关领域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或具有丰富考古经验一线人员，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讲解，注重考古知识的横向扩展。节目的内容可追溯到中华早期文明，涉及秦汉、盛唐等多个朝代，既有历史视野，又不乏生动该谐。节目不仅让文物重回大众视野，唤醒公众保护文物的意识，也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用文物沟通古今，不仅利于国民在历史维度上立体感知民族文明，更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文化兴，则国运兴。在国家大力弘扬文化强国的理念下，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官方媒体先后主导创办多项文博类电视节目。通过文物追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同时又展现古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呼应当代主推的“工匠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娱乐类节目的泛滥，造成青少年审美追求有所歪曲，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成为首要任务。先后出台《限古令》《限薪令》及《限籍令》等政策，以及关停、整改多个娱乐节目，可看出国家正努力纠正青少年的价值观。通过扶持文化类节目从而引导受众审美重回正轨。通过创作优质内容的益智文化类节目吸引受众，从而影响其价值观念。考古文博类电视节目主推中华文化，以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打造一个中国原创电视节目的浩大IP（“知识产权”简称），此类节目成为中国影视文化的又一符号。

（摘编自王烙斌《论考古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创新和价值引领——以<考古公开课>为例》）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秋天的梨花

赵淑萍

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

那一年，一个秋日的黄昏，难得度假的父母在老家的田野里散步。突然，母亲看到梨树上有几朵梨花开着，洁白无瑕的小花在绿叶间，如此清新，如此明媚。怎么秋天也会有梨花开呢？打小在城里长大的母亲觉得很新奇。父亲说，十月小阳春，天气和暖，所以有梨花开。就是那个假期后，母亲粘酸嗜醋，怀上了她。此时母亲已年近五十，亲友们都建议她不要这个孩子了。

可是，母亲想起了三十年前的春天。那时，日寇入侵，精通医术的父亲参加抗日救卫队去了。父亲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母亲则腆着个大肚子，在父亲的老家，一个小山村待产。母亲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孩。可是，孩子出生不久就身体泛紫，嘴唇发乌，面色苍白。母亲首次生产，毫无经验。旁边人也不懂，不知道这是新生儿窒息，应该采取急救措施，还在一旁摇晃、安抚，就这样，孩子夭亡了。当时，母亲记得，春天下了一场雨，屋外的梨花，一朵朵都含着泪。母亲的泪，也像雨一样，不住地流。

后来，战争结束了，父亲和母亲团聚了。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父亲和他的同仁们一起创建了市中医院，在她之前，父母已有了五个孩子。想起盛开在秋日黄昏的梨花和那个多难的春天，母亲有种预感，是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个孩子又回来了，于是，不顾劝阻，母亲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对第一个孩子的负疚，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接生，他亲自把这个小女儿迎接到了这个世界上。

她来到这世上，享尽了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宠爱，哥哥姐姐们个个都跟着父亲学医，很小的时候就背《汤头歌》，抄方子，而她不喜欢，她喜欢背唐诗宋词。破天荒的，父亲允许这个最小的女儿不学医，由着她的兴趣。最后，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图书编辑。“这样也好，我们负责给患者诊治，你就负责给一本本书把脉。”父亲说。

三十多岁时，她一次外出采风回来，突发恶性疟疾，剧烈头病、呕吐，有性命之虞。平时对她视若珍宝的父亲，这次狠心开了足够剂量的砒霜。这砒霜的量，令从医的哥哥姐姐们都咋舌。结果，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让父亲在中医界的声誉达到了顶峰。“毒药猛剂善起沉疴，虫类搜剔能疗痼疾。”父亲的用方让同行叹服。

退休后父亲仍然被聘为中医院的顾问，每星期还去坐堂。为了中医院迁址重建，父亲多方呼吁，四处奔走，而新的中医院大楼落成的那天，父亲病倒了。

连日来，他高热不退，嘴里又说着“黄芪”“白术”“当归”等。每次，父亲发高热，不说胡话，只喊药名。他们多希望，95岁的父亲，能够再次扛过去。可是这次，却扛不去了。

那天，父亲清醒后，把他们都叫到床前，吩咐后事。最后，把她单独留下。

“孩子你知道吗，爸爸一生行医，救活人无数，但是，难免有疏漏误诊的时候。还记得那次我给你看病吗？在你之前，也有一个姑娘，我太谨慎，用的砒霜剂量不够，最后，没能挽回她的生命。到了你这里，我纠正了，所以，把你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爸爸这些年，把自己误诊的病例都写下来，结集成册，希望你给我编辑出版。”父亲让母亲从抽屉里捧出一沓稿纸。

她沉默了，她明白，以父亲的声望和地位，出版这本书，会给他带来什么，但是，出版这本书，对中医界来说，却是一种福泽。父亲看着她，父亲的眼神，如此明亮，如此坚定，容不得她犹豫，她点点头。

《误诊记》出版了，她和哥哥姐姐们校了又校。封面上，夕阳中一枝梨花，洁白无瑕。

文本二：

冯骥才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走在路上，那就是散文；一个人忽然被推到水里，那就是小说。那么我想，他怎么会被推到水里的呢？掉到水里面后，他的反应如何呢？别人又对他做了些什么呢？然后这个故事就可以展开，你如果把这些写的细致传神，那你就成功啦。

接下去我要讲一讲人物。小说就是要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觉得小说还有一点就是它偏爱小人物和边缘人物。还有一点呢，我要说这个文学当中的人物，你一定要把他刻画得非常生动。至于他到底是好人坏人，你不要去纠结这个。我觉得作家的使命就在于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极鲜活，这就可以了。至于读者怎么去看，那是读者的事情，作家给读者留下的空间越大，说明他的小说越是成功。如果说他写的这个人，符合以上特点并且能够引发一场争议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说人物塑造是最到位的。

（摘编自尹燕忠《作家赵淑萍老师谈小小说的创作》）

阅读下面的文字文，完成下面小题。

（公元458年）春，正月，丙辰，魏高宗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帝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纳之。

允好切谏，朝廷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连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语或痛切，帝所不忍闻，命左右扶出，然终善遇之。时有上事为激讦者帝省之，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

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小，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辨，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

（《资治通鉴·宋纪十》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