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诗歌十年，值得注意的新气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主题写作。主题写作是对1980年代以来诗歌过于个人化、碎片化之后一种重建总体性的努力。因为中国特殊的情况，诗歌写作的碎片化比较严重，中国新诗起源之后遭遇变数太多，1980年代以后又遇到解构主义思潮，一切都被颠覆打碎了，所以，主题写作是一种诗歌的深化和升华。

第二是生态写作或者说自然写作。环境发生大变化的时代，生态诗歌写作，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生态保护的主题，同时也是展现新的世界观、新的宇宙观的途径。每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都有新的宇宙观出现，载人航天等拓宽了人类视野。屈原的《天问》、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郭沫若的《女神》等，都是新的时代对世界全新的感受、新的宇宙观出现的征兆。新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理解世界、天下、宇宙，诗歌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第三是女性写作。去年英国《卫报》根据大数据统计，目前无论是年度畅销榜名单、各大获奖名单还是文学新人名单，女性作家都逐渐占主导地位。诗歌也有这种趋势，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男女更加平等化等因素，女性写作势头上升。

第四是青春写作。青春写作是永恒的话题，特别对中国来说，中国现代性形象就是青春形象。学者宋明岸认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钊的《青春》《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章中，都有类似思想，强调“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青春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最主要的形象。《诗刊》社的“青春诗会”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它代表一种创新、一种希望和一种未来。新诗的主角是青年，具有更自由开放精神和新时空观、新天下观的青年。新诗现代性仍然在成长之中，新时代诗歌也是如此。

（摘编自李少君《诗歌维新：新诗、新时代与新气象》，有删改）

材料二：

自发韧以来，新诗的音乐性就引起闻一多、郭沫若、梁实秋、徐志摩、戴望舒等诗人学者的关注与论述。但新诗的音乐性作为一个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夏济安在《白话文与新诗》一文中正式提出。这里所说的音乐性，主要包括音节、音韵、节奏与（音乐结构）再现等与音乐写作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

闻一多认为，应为诗歌制定格律。在他看来，格律/形式是艺术的表征，也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本体存在，由此提出格律“三美”论：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以整齐的“音尺”（即西方的“音步”）为中心，既讲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又要有音尺、平仄、韵脚。每行相同数目的音尺由不同字数的二字尺或三字尺组成，就会产生字句和音调的整齐。闻一多从本体立场出发反思新诗文体，及时纠偏，建构了系统的新诗格律理论，形成理论、创作和翻译之间的互动互证，在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新诗在音乐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很多局限与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过度强调诗歌的功用性。新诗伊始，侧重的是打破传统而非建设，即使后来的新月派和象征派关注新诗的音乐性，力促新诗美学的回归，但新诗仍被赋予过多的载道属性，影响其音乐性的发展。

对音乐等领域了解不够深入。各派诗人、评论家为新诗的发韧、发展与繁盛贡献很大，但他们几乎无一精通音乐，这一局限自然会限制他们把音乐元素融入新诗的创作和批评中。戴望舒将中国古典诗律与法国象征派诗人的音乐技法融会贯通，写出音乐性极强的《雨巷》，但他本人却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要去了音乐的成分”“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诗歌批评界也鲜有学者具备足够的音乐识见，因而未能及时总结成就、指出不足。以上这些都限制了新诗音乐性的拓展与深入。

对中国的优秀诗学传统继承不足。自古以来，音乐和诗歌一直相得益彰，“所谓诗歌即是音乐，所谓诗经即是乐经”。但只有新月派和象征派少数诗作中留有《诗经》音乐性的一点余脉，大多数诗人对中国古典诗学的音乐性缺乏体认。

借鉴国外成果时缺乏甄别与提炼。郭沫若很推崇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采用了长短多变的句式，不依赖音步的重复而是借助节奏单元和字、词、句、行的反复、平衡与变化来获得诗歌的节奏感”。遗憾的是，此类国外优秀成果没有及时得到译介、研究与借鉴。就诗歌音乐性而言，新诗人对诗歌的节奏感比较重视，对结构感普遍不够敏感，对现代西方音乐的复调曲式结构缺乏了解，所以大都是对西方诗歌音乐结构的片面模仿。

总之，新诗的成就值得关注，但新诗人普遍对诗歌的音乐性认知不够，相关知识储备不足，制约了新诗的进步与成熟。业界应在已有基础上，对新诗的音乐性继续做出不懈努力。

（摘编自陈历明《新诗的音乐性：回顾与反思》，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给我一枝枪

茹志鹃

我赤手空拳，紧贴在绝壁上，面前是万丈深渊，战斗机笔直地俯冲下来，在我头上掠过，接着，咯咯地射来一串机枪子弹，第二架又怪声啸叫着，从我头上擦过去，接着第三架，羞辱我，威吓我，而我只有怒目相对。我要是有一枝枪，哪怕是一枝短枪，我也不会遭到这样肆无忌惮的欺凌，我愤怒地大喝一声：“强盗！”

我从床上直坐了起来，犹觉得心在乱跳。好熟悉的梦啊！它又不是梦，是我在熟睡中重新记起的十几年前的一次经历。

那年，我从文工团下到营部，是营里唯一没有枪的兵。在一次回营部的路上，我碰到了三架战斗机的囤攻。最后，是沂蒙山的臂膀掩护了我。我回去，跑到营长面前：“发我一枝枪！”

营长朝我看看，没有说话。我们是没有枪的，我们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

于是，我仍是全营中唯一没有武器的人，穿着军装，但没有枪。

“我一定要一枝枪。”这一要求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起来。

钟敲了十二下，已经是半夜了。我重又躺下，感到一种夜的馨香，纯洁恬静，自由舒畅。我越发想起了枪。

“我要一枝枪！”这声音好像就在我的跟前，不是十多年前的。是小鲁，我明白了，是他引来这难以平伏的思潮。

小鲁是战友的儿子。昨天傍晚，小义惊喜地跳进来报告，“妈妈，小鲁大哥哥来了！”小鲁站在房门口，穿着簇新的军装，帽沿压到眉上，拘束地在我身边坐下。

孩子扒在他膝上，尊敬而又羡慕地端详他。“叔叔！”突然，孩子改变了对他的称呼，道：“你怎么没有枪？”

我看见小鲁的脸慢慢地红了，停了半晌，才说：“我说我要一枝枪，他们说还要慢一慢。”

当然，现在给新战士发一枝枪，已经不是问题了，从第一批工农拿起系着红缨的梭镖起，我们就知道，没有枪，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伸手开了灯，床前的玫瑰花儿立即跳回窗帘上去了。小鲁明天就要出发，昨晚硬给小义留了下来，说是要和解放军叔叔睡一夜。我走到外间，电灯还亮着，柔和地照着两个人。小鲁眉毛乌黑，舒展两臂，像要展翅奋飞。孩子那毛茸茸的头，略仰着脸，似乎在问：“叔叔，你有枪吗？”

我第二次向营长要求一枝枪，是在同年的秋末。我们部队过沂水，进入了鲁西南。四处圆型没有庄稼，村里没有树，屋上不冒烟，路上不见人。那一天，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村庄，宿营住在一位以前的村干部家里，家里没有男人，房东是位大嫂。

“大嫂，你家大哥呢？”

她没有回答，用嘴向村外呶了呶。村外是光秃秃的一片，村边上拱起儿堆新土。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问道：“他？……”

“牺牲了，一起七个。”大嫂的脸呆呆的，好像总结似的说：“没有枪！咱们没有枪！手榴弹也没有……”

忽然，小鲁在梦中皱了皱眉，一个翻身，把小义抱在怀里。年轻的战士，你梦见了什么？梦见自己还没有一枝枪吗？我给他们关上了半扇窗。窗外是洁白的月光，一只纺织娘时断时续地在唱。生活在行进，时而严峻、鲜明，时而又温和、含蓄，絮絮地向我们披心沥胆。

我们的队伍集合出发了，房东大嫂抱着孩子，站在门口目送我们，我对营长说；“让我上去缴一枝枪。”营长轻轻说道：“这次战斗下来，给你想办法。”

战斗结束，敌人被歼的消息传来，通讯员突然给我送来一枝枪。小巧的左轮枪，用一块大红绸子包着，装着六颗子弹，正是营长皮带上的那枝。

“营长牺牲了。”通讯员垂下眼。

一枝左轮，六颗子弹，用一块大红绸子裹着，这就是我拿到武器时的情景。小鲁，年轻的战士，不用我说，你能懂得我当时的心情……

一点了，生活已经进入了新的一天，我们离过去又远一天了，但是，历史是不会消亡的，也决不重复。小鲁，现在你不会等自己同志牺牲以后再有一枝枪的。

我有一枝枪了，我到底有一枝枪了。我揣着它，日夜不离，一直到我转业的时候，交给组织，一把左轮，五颗子弹。还有一颗，我用了。

虽则是轻风徐来，但凉气更重了。电灯光温柔地照着战士和孩子。他们盖得很好，睡得也很好。我拉直小鲁挂在椅背上的军衣，轻轻地给他们关上了电灯，掩上了门。

回到床上，我却无法入睡。一闭眼，又仿佛看见战斗机在我头上盘旋、低飞，侧着身子俯冲、扫机枪。我伏在一片开阔地上，还带了一个妇女会的姑娘。敌机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越飞越低，毫无顾忌地在我们头上削过去，搅起地上的灰土。姑娘脸色有点苍白，伏着一动不动。我愤怒，但没有屈辱的感觉，因为我想起我有一枝枪，我到底有了枪。我朝那直插下来的飞机打了一枪。子弹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但是我在战斗，在保卫自己，保卫解放了的土地。敌机尾巴一沉，朝上飞去，小心地在上空盘旋扫机枪。他怕了，他胆怯了。

钟敲两点了，窗帘上的玫瑰已悄悄地爬上了墙。真是该睡了，天明还有工作呢！我们的夜纯洁恬静，自由舒畅，她守护我，我也守护她。

天亮了，小鲁穿着簇新的军装，向我告辞。小义眼睛焕然发亮，从身后拿出一朵花来，花是普通的纸做的，每一个花瓣都涂了不同的颜色，他踮起脚，把花插在小鲁的胸前，欢快地喊道：“敬礼，解放军叔叔！”

小鲁低下头，摘下那朵花，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衣口袋里。我看见在那穿着军装、束着皮带的身影上，仿佛已经背上一枝枪……

1962年1月5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