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学者昆廷·斯金纳尔讲道：“乡村居民必须先维持自己，才能以剩余产物维护城市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城市。”近代中国城乡间矛盾对峙关系的存在和日渐加剧，造成广大乡村经济的残破和农业生产者的贫困，导致近代城市的畸形发展和近代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受到诸多制约，使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无法得到必要的物质基础支撑，从而不可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1950—2025年中国城乡人口以及城镇化率演变示意图

——摘编自顾朝林著《中国城镇化》

材料一   曼彻斯特是海洋时代的产物，它本身并非海滨所在，丰富的煤炭资源让它获得了显要地位。1789年首台蒸汽机在曼彻斯特城内安装，于是商业中心曼彻斯特表现出强烈的集聚效应，纺织厂、骨粉厂、煤气厂、印刷厂、制革厂等相伴而至。作为支柱产业的棉纺织业，所用大量原棉来自遥远的美洲、亚洲和非洲，其棉织品既供内销，更重外贸。曼彻斯特为周围的工业城镇提供了优良的商业服务，成为兰开夏工业区的磁场。曼彻斯特市中心是商业、仓库和办公设施所在地。四周紧挨着河谷的连片的厂房和工人“背靠背式”“大杂院”式的住宅，被淹没在烟雾之中。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厂主则纷纷外迁郊区。

——摘编自《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以近代上海与曼彻斯特为例》

材料二   租界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的发端，其设立之初因“风俗习惯等种种不同”，致使“华洋分居”成为既定的制度。1853年小刀会攻陷上海县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形成“华洋杂居”格局。面对租界的一再扩张，上海民族资本家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积极兴修马路，开办工厂，形成闸北工业区；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拆除了老县城的城墙，使南市、租界、闸北连成一片，以外滩和南京路为贸易中心，外围则是工厂区和工人住宅区，中间还有富人的花园洋房。上海作为国际性都市，还把西方的城市文明传入中华大地。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

材料一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兴衰迭起中维持了千年，1453年被奥斯曼人灭亡。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重要的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它的货币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帝国的出口转运贸易和国内商业达到了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水平，不仅推动了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中世纪西欧贸易活动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快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跃。拜占庭政府积极吸引各国商人进入帝国境内经营，把征收进出口关税的特权赐给了在东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帝国的商人及其商品，对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拜占庭商业的不断进步，使帝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力，积累了雄厚财富，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名著和宗教。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

材料二   唐朝长安城的坊市制度不仅进行了市与坊的划分,而且在市内又设有行与 肆。随着商业的繁荣，产生了许多新兴行业，如绢行、肉行、磨行、药行等。市坊制对市坊、行、肆的划分,推动了行业分工的细化。在商业发展的推动下，长安城内出现了南市与北市,城郊草市的繁荣扩大了城市规模，推动了古代城市化进程。市坊的划分将商业贸易空间规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政府还运用行政法律手段限制市的规模的扩大。经考古勘测，长安城面积约为83平方公里，东西两市分别为 0.924平方公里、0.956平方公里,仅为长安城面积的 2.2%。市坊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不利于商人扩大经营。市坊之下商业原有市铺已经划定，投身贩卖之业的平民不得不进行灵活性较强的流贩贸易。唐初,对坊市商贩征税为“三十税一”，后来变为“税十之一”甚至“税五之一”。中唐以后,管理者“大索长安城中坊市商贾所有积屯货物，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政府越来越腐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弊端显露，坊市制度走向瓦解。

----摘编自李小虎、卢川《从市坊制度看唐代商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