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的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河北大部分与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食粮，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后增加的人口。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粮食作物引进中国，最为重要者为甘薯与玉米。甘薯“亩可得数千斤，胜五谷几倍”，初入中国时，地方官员当作歉收时的救荒粮，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两者皆富于淀粉，可充主食，以补稻米与麦类之不足。且不拘土壤与地形，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地，一变为农田。……因为土地使用的方式改变，边缘土地的植被改变，也严重改变了地貌与生态。

——摘编自许倬云著《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马铃薯传入英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种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据说英国海军上将沃尔特赖亲自种植的马铃薯成熟后曾邀请友人一起品尝用马铃薯制作的菜品，令他尴尬的是，面对沃尔特赖精心准备的马铃薯菜肴，众人纷纷表示难以下咽……英国人认为马铃薯是对小麦面包营造的传统食物文明的破坏。直到1794年，英伦诸岛小麦欠收，面包价格暴涨，食品短缺引发社会骚乱，此时对于要不要吃马铃薯，英国社会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在当时颇具声望的衣学家阿瑟扬也宣称：马铃薯是“丰富之根”，可以保证英格兰人免受饥饿，阿瑟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论调，是因为他看到了爱尔兰人从马铃薯种植中得到的实惠。

——摘编自《马铃薯的世界传播之旅》

材料   下表为中国古代赋役制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统治者素来秉持“仁政”思想，扶助贫困人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古人对贫困的认定，一般要对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此进行分类定级。在扶贫方式上，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官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另外，官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制定了一些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祖铨《中国扶贫史概述》

材料二   1834年英国颁布济贫法修正案（又称新济贫法），第一次全面以社会政策的方式规定接受救济的人应给予一种比独立的劳动者低的生活标准；在全国兴建济贫院，要接受救济的人只能进入济贫院接受统一管理，而进入济贫院要经过严格审查，只有真正的赤贫之人才能进入。中央成立济贫法部的行政部门，有权颁布施行济贫条例；成立督察组专门监督中央条例在地方上的执行情况。院外技济的申请者在家接受救济，这些人往往都是些寡妇、暂时性残疾的人、老年人等。1905年英国政府才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颁布《失业工人法》，1908年颁布《养老金法》，1911年颁布《健康保险法》，自此正式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摘编自崔明远《英国贫困问题解决探析》

材料三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立场。新中国始终重视反贫困工作，并实现了从“帮扶物质”到“扶志扶智”、从“漫灌”到“滴灌”、从“零散”到“体制”等多方面转变，近年更利用“互联网＋”创新了工作。民族地区经历了从比学赶帮到对口支援、合作的过程。中西部地区也探索出了合理协调扶贫开发和保护环境的路径。这些巨大成就和显著经验，也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摘编自谭清华《中国贫困治理七十年——扶贫政策创新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