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周易》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做人不可不讲正气、气节；认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尚书》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把为真理、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视为最大的“仁”，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北宋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南宋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原则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朱西周《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变与时代价值》

材料二   公元前后，佛教东来，开异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乱华，露异族入主中国之兆。然二者虽促成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各方面之骚动与进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思想有所贡献，亦意中事。至于晋代乱华之诸朝，其文化均低，占据中原以后，文化则自动“用夏变夷”。明清海通之后，欧洲文明随传教士而播于中土。加以闭关自守之局即破，昔日大一统之“天下”突然变为世界上列国之一。而积弱之余，更屡为外国所侵侮。如此空前之剧变，自不免激起之革命。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三   在从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家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梁启超的爱国论》

材料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要义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刚健有为、天人协调的精神，这是民族精神的内核，是教人们在面对苦难时要保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其次，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人是中心，强调的是先做人后做事，这种思想在当前素质教育之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强调的是牺牲与奉献，家是人们避风的港湾，父母之爱与民族之爱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这种价值观使得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十分强大，也正是这种文化才会使得中国人心中始终怀有落叶归根、血浓于水、尊老爱幼、厚德载物的认知。

——摘编自张应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试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材料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   《海国图志》一方面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图志体例，另一方面又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的旧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观。1845年清朝官员叶子佩绘制的《万国大地全图》“经度以京师为第一度”。1864年湖北官书局出版的《全国直省府厅州县图》，内容以康乾内府舆图为蓝本，以半官半民的形式出版，打破了纯官方编制、收藏地图的传统。1886年陈兆桐绘制《万国典图》“原照英国舆图绘译，所有经纬，仍照原图以格林威治为中线”，书中的“五大洲各国大事表”，以民主、君民共主、君主将当时全球57个“自主”国家分为三类。近代中国第一次民间公开出版的地图是1903年武昌舆地学会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1906年由清朝学者周世棠、孙海环编辑《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被称为民间刊行四大全国地图集之一。

——摘自陈潮《中国近现代地图出版概况》等

材料   公元前后，佛教东来，开异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乱华，露异族入主中国之兆。然二者虽促成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各方面之骚动与进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思想有所贡献，亦意中事。至于晋代乱华之诸朝，其文化均低，占据中原以后，文化则自动“用夏变夷”。明清海通之后，欧洲文明随传教士而播于中土。加以闭关自守之局即破，昔日大一统之“天下”突然变为世界上列国之一。而积弱之余，更屡为外国所侵侮。如此空前之剧变，自不免激起之革命。此殆为转变时期见于明清之主要原因。然则蒙古入主中国，人民备受异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义礼乐，法家之尊君重国，明法饬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无为，以及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治术，均经历史之事实证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则穷极生变，明清政治思想不得不另辟蹊径，向新方面以前进矣。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