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王的妾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哥、二哥），后来妻又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三哥、四哥）周王临终时，围绕谁继承王位，四子发生了争执……

——《礼记·表记》

材料三   己巳王卜，贞岁商受（丰收）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

——甲骨卜辞《粹》

材料一   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类遗址分布图

材料二   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新石器早中期多分布在太行山和豫西山地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则普遍分布在渭河平原、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

——摘编自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

材料三   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之所以取得长足发展并取得文明中心的地位，首先得益于它以平原、河谷与山间盆地为主，沃野千里、河流纵横、交通便利，而且位于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央，可以广泛接触周边文化并吸取营养。而南方暖湿的气候利于作物成长，但也造成森林密布、沼泽遍布，在人妇稀少且以使用木石工具为主的条件下，农田的垦辟比北方更难。此外，南方地势复杂，多高山大壑，山河阻隔，不利于它们的交流与整合。

——据《中国大通史·史前卷》

材料   我们如果不自满于神话与传说，那只有求助于考古学之地下发掘的证据，现在虽因为材料缺乏、考订困难，还没有明确的论断，可与古代的记载互证……我们今后研究古史，不必纠结于文字记载的争辩，而只有从事于考古学而努力于地下发掘之一条大道。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

——摘自江昊然《公共考古视野下的夏文化》

材料一   据载，在周公摄政时就分封了71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周的同姓子弟。

分封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天子“授民授疆土”，将某地区的土地连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封赐给诸侯，由他们去建立国家。诸侯要对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屏藩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发兵从征等义务。

周朝的分封则主要是由统治部族对被征服地区主动进行的武装拓展，大大加强了王室对全国疆域的控制，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周代受封诸侯从周天子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权力便是因地制宜、开疆拓土，周初分封“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在分封各诸侯“并国”“开地”的过程中，周王的天下一统局面才得以形成和扩展，达到空前广袤的程度。在分封制条件下，整个西周时期，周天子与各地诸侯的君臣关系和天下共主的权威一直到春秋都是实际存在的。

——摘编自董恩林《论周代分封制与国家统一》

材料一   

材料二   教育的兴起，造就了大批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文士，稷下学官就是当时的学术交流中心。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动乱频繁，各国纷纷变革，许多人对变革发表了不同看法，出现了百家争鸣。

材料

——《中外历史纲要（上）》

中国到底何时进入了封建社会？

材料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起点，目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算法。一种，从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6年算起；另一种，从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即公元前365年算起；还有一种，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即公元前221年算起。应当说，三者都是言之有理各有依据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有的历史学家持西周封建说的观点，认为西周时期为中国标准的封建社会。原因是西周、春秋时期作为主要生产者的“民”和“庶人”是农民而不是奴隶，井田制是领主贵族土地所有制，存在着迫使农民集体耕作的“公田”和按家分配的“私田”（即份地）。

材料一   《左传·宣公三年》：“楚子（指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洛邑），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禹铸九鼎，三代视之为国宝。楚王问鼎，有取而代周之意。

材料二   春秋各国交战材料

材料三   西周时，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权力，还能在自己的封地内修建城池，征集军队，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从春秋以至战国，诸侯之间相互并吞，大国争霸激烈。这看起来像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现的一种分裂局面，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王国战国七雄进一步兼并的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首次统一的秦、汉皇朝。

材料一   春秋时期，王室衰弱，一些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趁机割据一方，并以武力控制周边的中小诸侯，形成了自己的霸业。诸侯国内部权力下移，以臣弑君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战国时期，诸侯纷纷称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

春秋后期，周王室更加衰落，无力维护“学在官府”的体制，私人讲学兴起。进入战国，各国统治者纷纷招揽人才，一些大贵族还以养士竞争高下。

——摘编自蒋重跃《从历史印迹中走来的世界˙中国篇》

材料二   2006年，北京广安门内大街原北京义利食品公司场址内出土窖藏战国货币两罐，内含包括赵国直刀、燕国明刀、三晋及燕的方足布等战国货币三万余枚，其中绝大部分为方足布币。据报道者称，这批方足布大概有70余种，发现有所谓“新品种”，如丰子、丰邑、武平类方足布等。广安门内大街附近地区战国时曾是（燕国）蓟丘南古道，也是北京城的起源地……燕国本来是通行刀币的国家，到了战国中晚期，燕国币制中出现了新的货币形态——布币。

——黄锡全《近十余年先秦货币的重要发现与研究》

材料一   四家在争辩中相互吸收、渗透，发展了相互联结的一面。而这主要是由它们是同一族类的文化以及他们学说中都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所决定的。……政治主张泾渭分明的儒法两家，却在主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和等级制问题上不谋而合。在人生理想和处世态度方面，儒、墨、法各执一端，却又都主张积极进取，有所作为。

——摘编自李宗桂著《中国文化导论》

材料二   《诸子百家关系图》。

——摘自《世界：一部历史》

材料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摘自《论语》

材料二 先秦至汉代孔子的不同形象

材料   周人的统治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建立起一批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一国之内则是各族混居，这就为未来向成熟的地缘国家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就是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的生长聚合，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摘编自王和《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材料一   文化符号：青铜器

鼎最初作为食物器皿，逐渐演化为重要的祭祀礼器，直到成为家国宝器。西周时期的用鼎制度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春秋战国时期，风气大开，思想活跃，鼎的纹饰更加简练舒朗，神兽形象纷纷登场，宴饮、征战等纹饰明显增多。

——据CCTV－10《百家讲坛》

材料二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

——《春秋·公羊传》

材料三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间，史之阀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四   吕思勉认为：“封建者，统一之反也。封建之制废，则统一之业成矣。然后世又有为统一之梗者，则叛民、叛将之割据是也。柳子厚（柳宗元）谓秦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盖郡县之设，既无世袭，不得私有其土而有其民，而又不假之以兵，其势固无从叛。”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一   孔子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企望周之复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孟子提出“定于一”，尊新王。“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他希望改朝易姓之后，重现孔子所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

——据《论语》、《孟子》

材料二   新法规定：立了军功的，按功劳大小升爵受赏；为私利争斗的，按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努力务农，精耕勤织，因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国君亲属宗族不是立有战功，经过评定，不得列入谱牒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其兼天下不难矣。”“故治民无常……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

——《韩非子》

材料四   董仲舒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

材料一   臣（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孔子认为，礼乐制度的松弛、崩坏，导致社会动荡，极力主张“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曾把重建礼乐秩序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他一度入仕为官，以求实现其治国理想。他还提倡“学而优则仕”，其弟子亦多有入仕者。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完美的人，必须用礼乐规范个人的言行举止。个人“不学礼，无以立”，在言行上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摘编自王钧林《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末（从事工商）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妻子收为官家奴婢）。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有军功者，各以率【同“律”，律令】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王族】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享有特殊的亲属名册】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等级次序】名【占有】田宅，臣妾【奴隶】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显赫荣耀】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材料一   战国末年，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异军突起：建立了大一统王朝，泰国的崛起是制度的胜利。《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后，“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还记载：“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河南地”，“发诸尝適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十四县”。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但秦朝仅经历“两帝一王”的短短14年就灭亡了。

——摘编自陈忠海《从另一个角度看秦朝的统一与速亡》

材料二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李白

材料三   吕思勉认为：“封建者，统一之反也。封建之制废，则统一之业成矣。然后世又有为统一之梗者，则叛民、叛将之割据是也。柳子厚（柳宗元）谓秦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盖郡县之设，既无世袭，不得私有其土而有其民，而又不假之以兵，其势固无从叛。”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由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皇帝制度；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秦始皇创建了前所未有的帝国体制，一个管辖全国的由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在行政体制上，废除西周的封建制，改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议定皇帝尊号，初建封建朝廷之后不久，秦始皇和公卿大臣们便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问题。

材料一   见下图

材料二   秦自变法以来，侵略所得的土地，大抵直隶君主，大的置郡，小的置县，郡县的长官都非世职，也无世禄。始皇沿着成例，每灭一国，便分置若干郡。……既吞并了六国，秦遂成为一个纯粹郡县式的大帝国。于是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每郡置守，掌民政；置尉，掌兵事；置监狱史，掌监察。这种制度是仿效中央政府的。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一   秦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示意图

材料二   秦始皇规定：只有皇帝一人才能称“朕”；皇帝的命令称“制”或“诏”；皇帝所用的玉印称“玺”。他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废除了所有的分封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36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一郡之内又分为若干县，建立了一套地方官僚机构。

材料三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

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

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成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

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

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县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化体制，也是秦始皇最具历史意义的创制。其起因当然与战国时代的纷争有关，为了避免再度出现这种状况，只有不再实行西周的封建制度。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离心力，必然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取代地方分权的封建体制，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以后中华帝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封建体制的反动——逆潮流而动，但都没有好下场。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一   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

——《汉书》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由于财政危机，国家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特许制度，由政府自行经营盐铁。其时，王国问题已经解决，山海资源的垄断权已全部收归朝廷。实行盐铁官营，国家不仅占有了盐铁商人的利润，而且把农民对盐铁的消费纳入了国家的财政市场。国家一旦控制了盐铁，大量为豪族地主所隐古的人口，不得不出高价食官盐、用官铁，等于是在向国家交税。“天下之利”尽由国家掌握，将商人排斥于流通领域之外，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商业独占以榨取农业赋税的一种方式。

——摘编自程念棋《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材料三   （汉高祖）认为秦亡的原因之一是不分封子弟，孤立无援，故而又重新分封了自己的若干兄弟子侄为同姓王。……诸侯王在自己王国内拥有较大权力，可自行任命大部分官员并征收赋税，大者地跨数郡，其总地盘超出汉朝廷直辖郡县。

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于元朔二年（前127年）颁布“推恩令”，允许并鼓励诸侯王“推私恩”将王国土地再行分封给子弟为列侯。此举没有像削藩那样招致反抗，效果异曲同工，“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此后，又颁行“左官律”“附益法”，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又限制士人与诸王“附益”交游。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史书记载“汉承秦制，有所损益”。

材料二

材料三   “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成为列侯，由郡守统辖。”

材料   “大一统”是汉武帝国家观的核心，其继位之初就提出要效法尧舜，实现“教通四海”“海外肃慎”。汉武帝在位54年，最终实现了“四个统一”，即军事统一、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经济统一，推动西汉王朝开始进入了全盛时期，对后世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摘编自徐平华《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材料二   汉朝皇帝的高招是，延揽始终坚持封建制度的学派来支持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逐渐与这个文人阶层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文人阶层原来捍卫的是旧封建制度，但是在此之后，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分裂活动。

——摘编自菲茨杰拉德《中国简明文化史》

材料一   下表是汉朝中央政府为经略边疆而设立的不同机构。

材料二   汉王朝在广阔的边疆地区以长城为主干，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瞭望、预警和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不仅可以及时掌握边疆地区的情况，而且也可以防御来犯之敌，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针对边疆地区分布的众多民族，汉王朝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强大的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对西域诸国则是先后采取了频繁遣使者往来以密切关系、武力征服、和亲、屯田、册封官爵等政策和措施；对南方诸族则采取的是郡县制和羁縻统治并行，“毋赋税”的政策。从边疆稳定、民族关系和睦的角度看，汉王朝的边疆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一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史记·匈奴列传》

材料二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札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书》

材料三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资治通鉴》

材料四   （汉武帝诏）“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书·西域传》

材料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   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某一制度之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某一制度之消失，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在渐渐地变质。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