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学派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以来，历久弥新，不间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不间断地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前行。宋朝理学似乎已将千年儒学发展到无与伦比的极致，因为儒家极力倡导的纲常道德被宋朝理学大师们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那么儒学会再向何处发展？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作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理学似乎也走到了尽头。但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还是很敏锐地找到了打破僵化局面的缺口，他们让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又峰回路转，再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摘编自隋晓明《儒家的智慧》

材料二 宋代的理学保持着汉朝以来的方向，大迈步前进着，但到明清之际，这种发展的方向有了不可思议的更改。理学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神圣性，但当世界继续发展着资本主义已经取代封建主义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时，明清之际的儒学竟有意无意地适应了时代的这一变化。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儒学思想家，富有胆识与智慧地第一次质疑中国的封建统治，第一次质疑居于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他们的句句真言掷地有声而振聋发聩。

———摘编自邓思平《儒学新论》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认为，该运动之所以爆发，实乃中西文化相交引发的多次冲突并促成国民的逐步觉悟之产物。自西方文明输入后，“凡经一次冲突”，中国“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这种冲突与觉悟总共历经七个时期，概而言之，最初觉悟者为学术，其次为政治，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伦理的觉悟”。这是因为，东西伦理观念的根本差异，正是“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中国要“建立西洋式之新社会”，最终有赖于伦理观念的根本性变革。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国人在应对内忧外患的长期过程中，逐步感受与认知的结果。它高喊“打倒孔家店”，在“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中，将以“孔教”为标识的传统文化推到“理性的法庭”上，使之遭到“最无情的批判”。

———摘编自颜德如《社会大变局与大趋向之中的“新文化运动”》

材料二   1919年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的确，思想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真正形成爆发式效应的则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使得思想意义上的革新转化为现实的运动。

———摘编自陈殿林、郝新宇《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再评价》

材料一   爱因斯坦在总结科学发展史和他自己所从事的创造性科学理论研究活动的经验基础上，针对当时在一些国家中存在的社会政治对科学粗暴干预的实际情况，认为科学的发展需要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在爱因斯坦看来，要是没有这种自由，那就既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不会有文化，不会有廉价的书籍，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人民群众自然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活。

———摘编自周德海《自由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爱因斯坦的启示》

材料二   1919年11月，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举行会议，宣布两支日食观测队证实了爱因斯坦关于星光经过太阳附近弯曲的预言。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德国人系统阐述的理论被英国人的观测证实，这本身就具有促进两个敌对国家和解和合作的象征意义。这一事件使爱因斯坦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加之媒体的推动，各种关于相对论的神秘传闻不胫而走。

———摘编自李醒民《爱因斯坦与他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