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资产阶级国家分权理论最早来源于李尔本的“分权构想”。英国革命中的左翼民主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自耕农的政治代表、平等派思想家李尔本在1649年出版了《人民公约》，提出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反对行政粗暴干预司法工作的主张。1651年，霍布斯发表《利维坦》，他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方面来论证国家来自“人授”而反对“神授”。人们把“自然权利”转让出去。授予契约的君主集国家权力、教会权力于一体，不可限制和分割，人民只能服从君主，不得反抗，约翰·洛克在总结李尔本分权论和霍布斯集权论的利弊之后，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两权分立学说。洛克认为：在政府中，“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它是神圣的、不可变更的；任何人的任何命令，“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的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握有国家的实力”的执行者，不得阻碍议会集会和行使职权，只能忠实地执行国会所表达的民主意志。孟德斯鸠正是在对洛克理论和英国政治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学说，该学说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政治原则。

——摘编自苏艾平《启蒙运动在英国最早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二   启蒙的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启蒙的途径又只能是自由，即人可以在一切事情上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无论是从价值论还是从工具论的意义上看，启蒙都是要紧紧地抓住人的自由这一根柢的。然而，当启蒙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它却逐渐偏离了本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因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才是第一位的，至于启蒙也是为了激发人们的国家意识和个体意识，个人要为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服务，所以中国的启蒙事业就本末倒置，迷失了方向，具有急功近利和工具主义的特征。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启蒙在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坎坷命运。

——摘编自胡应泉《启蒙的困境——启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简析》

材料   从民国建立至1935年，国内一些仁人志士以及广西地方当局也曾试图修筑铁路。他们于1914年倡议兴建钦渝铁路，欲使云南、四川和广西拥有自己的出海口；于1916年至1922年筹建株钦铁路；于1919年倡议兴建渝柳铁路；于1928年，成立邕钦铁路筹备会，欲修建南宁至钦州铁路线。1933年，李宗仁提议建筑从广三铁路河口站或三水站至广西贺县或苍梧的铁路……1935年以前，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筹建提过的方案和勘测过的铁路线还有很多，但均因政局动荡或经费不足而作罢。广西解放前夕，湘桂、黔桂两干线能通车的路段合计只有500多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铁路获得了新生，并有了较快发展。中央人民政府为巩固国防、支援越南、发展国际联运、扩大广西首府南宁与外地的联系，决定兴修湘桂铁路的来宾至镇南关段，这样，广西修筑贯通南北铁路的设想终于实现了。为打破美国对华南沿海特别是对台湾海峡的经济和军事封锁，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修建黎湛铁路。黎湛铁路是南方出海的一条通道，又是南海和海南岛地区联系华南腹地的一条重要铁路干线，对巩固国防、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吸引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均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姬延钊《广西铁路建设发展历程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