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法兰西王国初期，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国北方主要通行日耳曼习惯法，南方主要通行罗马法。1799年，拿破仑上台后，主持制定统一民法典。由于法典的颁布程序烦琐，同时议员们在某些问题上有较大争议，而被否决。1802年，拿破仑修改法令通过程序，民法典以单行法规的形式获得通过。

19世纪末以来，法国对其民法典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法典中的一些条文，甚至整个章节都已被废除而代之以新的条款。此外，在法典之外，还颁布了大量民事单行法规，以弥补法典的不足。

——摘编自刘艺工《法国民法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中国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898年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指出列强攫取我领事裁判权，借口是“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建议仿照西法，制定民法。1902年光绪皇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定律例。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民法》。

新中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两次起草民法典，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社会生活尚处在变动之中，我国采取了“宜粗不宜精”“改批发为零售”立法方针。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进程加快。

——摘编自孙宪忠《我国民法典编集中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一 早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秦汉时代，手工业生产中就出现了合股经营的方式。在汉武帝实行禁榷制度以前，采矿、炼铜、铸铁、治铁、铸造、煮盐等行业中的企业都是在“开山梁，驰山泽之禁”的放任政策下，完全听任私人自由经营的。而这类企业都不可能以个体的方式进行小量的生产，必须是大规模经营，需要雇佣很多工人。组织这类企业便需要大量的资本，除了大贾富商的独资经营，便出现了一些合股经营的企业。但这些合股经营的企业组织形式，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很难发展为现代股份公司。

——摘编自李维安、朱光华《社会主义股份经济探索》

材料二 英国在各行业中都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棉纺织业中雇工超过100人的企业已达411个，制造业中企业规模更大。1851年英国展开了关于制定股份公司法的辩论。经过一系列的辩论，导致了具有重要意义的1862年股份公司条例的颁布，根据这一条例，凡7人以上，经营目的合法，只需签署一项组织公司的备忘录，即可成立股份公司，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是无限责任股份公司。无论在1862年以前有特许状的，还是没有特许状而以股东的财产去冒风险的各种类型的试验性企业都可根据公司法登记而转为股份有限公司。

—— 摘编自李维安、朱光华《社会主义股份经济探索》

材料三 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持股人数增多，股权分散化的迅速发展，垄断资产阶级不失时机地利用“股权社会化”进行宣传，认为资本所有权“分散了”，工人也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人人都成了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质”变，已经成为“民主的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

——摘编自逢秀贞《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材料 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电影《我这一辈子》上映于1950年，讲述了一位老警察对自己一生的回忆，其中许多情节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重大历史现象。电影梗概如下：

清朝末年，二十多岁的“我”失了业，经邻居巡警赵大爷介绍，当上了巡警。那时，世道昏暗，民如草芥。1911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我”被派差，当了秦大人家的门警。巴望有个好世道，不想秦大人是个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我”的希望成了泡影。1919年，北京爆发爱国学生运动，秦大人倒了台，“我”又成为巡警，还和学生运动领袖申远交上朋友。总想着世道会变样，谁知秦大人再度出山，官当得比从前更威风，“我”却被降为三等警察，妻子病死，留下女儿大妞和儿子海福，穷得难以为生。这时到处出现共产党，秦大人要抓共产党人申远，“我”却把他放跑了。不久，青天白日旗代替了五色旗。“我”的女儿大妞出嫁了，儿子海福继承父业，当了国民政府的警察，还和申远往来密切。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北平等地相继沦陷。日军抓走了“我”儿子的未婚妻小玉。海福经申远介绍，参加了八路军。不久，申远被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回来接管北平。“我”因儿子之故，被关进监狱，在牢里又与申远相逢，在他的教育启发下，“我”对自己过去糊里糊涂的一生有了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