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民族关系列为第六大关系，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指出：“为了胜利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2009年，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还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等日益深厚牢固。”

——摘编自肖锐《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

材料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中写道：“从1763年至1914年的一个半世纪，作为欧洲获得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时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据有显著地位。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年时，欧洲诸强国已吞并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这一进程早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国家建设和海外扩张以前就已开始。上述这些引起了以三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锁反应。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给了欧洲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和力量。”

材料一 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起伏生灭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这些民变席卷全国各地各民族，触及了城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具有杂多的名色。就其内容而分，民变大体可以概括为十类：（一）抗捐抗税。（二）抢米风潮（三）为求食有盐而导致的城乡骚乱。（四）会党、农民起义。（五）罢工斗争。（六）兵变（七）学潮。（八）反对教会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九）反对“新政”。（十）其他反对压迫的斗争……晚清最后十年的民变持续时间长短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参加者包括除官之外的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盐枭”等城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由城乡社会游移出来的会党。他们没有统一的口号、目标和组织，但他们以动乱的方式加速了应该淘汰的东西被淘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的世相和众生相。

材料二 晚清最后十年，革命既在民变之外，又与民变并存。二者既不可替代，又彼此渗造、相互影响。不少民变曾借助革命的旗号大造声势，革命亦利用民变求自身的发展。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6. 材料   191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流感席卷美国，并向世界各地蔓延，与正在进行的世界大战相互影响，造成约5000万至1亿人死亡。借战争的主导作用，成千上万的军舰、商船，列车，运载着军队、物质资源和致命的病毒，在各大洲各大洋.上穿梭；庞大的战争机器让各个国家的生产围绕战时军需品而进行，大量工人涌入城市，带来城市卫生条件糟糕、管理混乱等问题。每个参战国家都将战争放在首位，忽视疾病宣传，如《伦敦时报》认为流感是德国人的阴谋，是因为营养不良、厌战情绪。战争期间，印度等殖民地也被卷入战争，其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被战争抽走，物资匮乏与流感交织在一起，使平民死亡率大大增加。流感病人带走了远征军中成千上万的健康的士兵，使火车、战地医院拥挤不堪，流感病人消耗着军队的各种资源。很多城市如德国法兰克福频临崩溃，到处是饥饿与不满，人们要和平、面包、自由。

——摘编自王叶英（1918年大流感和第次世界大战》

17. 材料   孙家栋被称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在中国迈向太空时代的每个关键节点，背后都有他的身影。1951年，孙家栋被派往苏联学习飞机制造。回国后，正值“两弹一星”事业启动，孙家栋潜心中国导弹事业9年。1967年，中央决定要建造中国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38岁的孙家栋毅然领命，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师。此后42年间，他不怕挫折与失败，共造卫星34颗，约占当时中国所造卫星的1/3。1990年，孙家栋化身商务人士，带队前往美国推销火箭，帮助中国航天走向国际舞台。1999年，70岁的孙家栋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此时，他本可以功成身退，然而随着国际探月热潮的兴起，孙家栋又被任命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历时三年，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于2007年发射成功。2019年国庆前夕，国家领导人签署命令授予孙家栋“共和国勋章”

——摘编自任腾飞《孙家栋：航天科技事业的重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