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整个明代，从1368—1644年，总计约277年间，共计发生了75场较大范围瘟疫。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疫灾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151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防疫法令：要求伦敦患病住户必须在家里的窗户上放置几束麦秆40天作为明显标志，家人上街时必须手持白色木棒来标明身份。与此同时（1518年），王室效仿意大利城市做法，专门出资在英国医科大学特设公共卫生事务咨询中心来加强公共卫生方面的咨询服务。1570年，开始在剑桥和施鲁斯伯里地区推行家庭强制隔离措施；建造疫病收容所对特殊人员进行专门隔离；同时委派专门人员监督这些家庭等；1583年，伦敦市政当局规定对瘟疫患者隔离1个月；严禁举行公共葬礼；要定期清扫街道；将流浪人员及时驱逐出城等。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防疫对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比较重视解决和瘟疫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乞丐流民问题），从而使防疫体制显得相对完备，这也是近代英国之所以能成为欧洲防疫最得力的国家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王俊周《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

家庭出身不好的宋运辉一直备受歧视，但是他把握着机会，在1978年高考中以全县第一的成绩升入大学，毕业后当上了国企的技术员，奠定了成功人生的基础，但也在新时代的变革中逐渐迷失。他的姐夫雷东宝是小雷家大队的农民，复员后回村带领村民紧跟政策，实行土地承包，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但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最终绊倒在新事物脚下。个体户杨巡在翻滚向前的时代中手忙脚乱抓住过商机，也踩踏过陷阱，生意场上几经波折，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产业

材料一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9月中旬，红军在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三次“围剿”，歼敌数以万计，将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4个县、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和5万名主力红军的相对稳定的中央根据地。进入到1932年，随着红军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到该年秋天，中央苏区的人口已达到百万以上。到1933年秋天，中央苏区更进入到鼎盛时期。

——摘编自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内战与危机（1927-1937）》

材料二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抗战爆发后，为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日，中共调整了土地政策，停止实行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1937年8月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各地在减租减息后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根据地的军队和民兵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摘编自王建朗《中国近代通史：抗日战争（1937-1945）》

材料三1949年春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提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摘编自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

材料   作为 15、16 世纪欧洲航海的一个结果，沿着国际贸易路线，一个文化、生物和经济的网络联系体系形成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这些联系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一直存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以互联网、航空运输和自由贸易为基础，它在运营上的效率和速度比以往更好，但它也只不过是16世纪全球范围首次出现的体系的一个延伸和详细发展而已。数千年以前，欧洲、北非和亚洲就已经相互联系了，在 16 世纪时形成的体系开始包含全球大部分地区，包括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像早期联系欧洲和亚洲的国际贸易体系，新的世界体系被欧洲所主导。他们使大部分的美洲转向大农场，在大农场里，他们使用非洲奴隶劳动力去为欧洲消费者种植作物。这个体系使以前相互分离和孤立的地方文化、生物体系和当地经济通过接触的因素建立联系，从而改变了人类生活。

——摘编自《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