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在分封制条件下，天子和各级诸侯、卿大夫在各自辖区内各自为政，即所谓“分土而治”。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和最高统治者，但对诸侯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天子与诸侯之间是一种类似盟约的关系。

材料二   （秦汉）在政治体制上，建立起以皇权为核心、以官僚制为载体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在帝国体制的政治结构中，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等所有一切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将地方的治民权与土地权分离，地方政府有品级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命，代表皇帝去行使统治权。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它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官吏直接受权于皇帝，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官僚制依靠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行政文书的运转而发挥其功能。

——摘自王明德《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三   民国成立后的二十年是一段令人愁丧的开始……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根据过去的经验，坐在龙椅上的人物虽以道德号召，要不是以出卖旁人为习惯的老手，即是一个被人愚弄终身的小儿……要不是有了这些原因，1911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侥幸成功。……军阀割据在这段时期内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八十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

——以上均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创造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这些与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制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并得到人民的拥护。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材料五   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习近平2014年在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建立普遍的、法的统治，树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是古希腊法治论的基本追求。苏格拉底誓死捍卫法律尊严的思想和行动，表达了他坚定的法律信仰。柏拉图晚年从人性的贪婪与自私、选避痛苦、追求快乐的角度出发，提出以法律对统治者加以约束。他说：“我现在要以法律的仆人这一术语来称呼那些通常被称为统治者的人。”……他把法治的有无提升到国家存亡兴衰的高度来认识，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权力已经被套上了法律的枷锁。

——孙季平《民主共和法治——古希腊罗马权力制约三大要义》

材料二   经过 1911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 年的又称“天坛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4 年的又称“袁记约法”的《中华民国约法)》、1917 年的又称“民六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9 年的又称“安福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3 年的又称“贿选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1925 年的又称“段记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案》。中华民国不仅没有奠定和巩固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宪政的政制框架，反而被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党国体制所取而代之。

——张耀杰《民国初年的宪政挫折》

材料三   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从历史上考察是缺乏法治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背景的。因此可以说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法治建设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法治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不畏艰辛，60 年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只要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就能克服法治建设的阻碍，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郭庆珠《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

材料一   如下图

材料二   我们的（政府形式）之所以称为民主制，是因为权力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

材料三   如下图

材料

材料一   中国古代律家群体的构成既有政治家、司法官员、在法律研究领域著书立说的律学家，还有经学家。两汉律家辈出，研究律学之风盛行。西汉开国元勋之一的萧何，出身于“刀笔吏”（法律官吏），爱好法律并具有极高的法律素养。魏晋时期，律学地位和经学同等重要，成为并立的学府，官府设立“律博士”，开创了律学专门学府的先例。经过之前近七百多年的学术积累，律学发展到唐代已经完全成熟，《唐律疏议》就是由唐代一批对法律有研究的社会精英，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编纂。隋唐时期，中国律学著作为日本学者所广泛引用，在日本保留至今的法律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唐代民间律家的活动印记。宋朝时，不仅各代皇帝精通法律、重视法律，士大夫阶层也都是具有极高法律素养之人。明清时期，统治者不仅要求对国家法典《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进行全民讲读，也对私家注律更加重视，律学著作的种类达到了中国历史之最，律家的人数与创造力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何勤华《以古代中国与日本为中心的中华法系之律家考》

材料二   西方法律文化的传入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后。以留学归国的法政留学生为主体，以本土法律教育培养的法政人才为补充，形成了我国第一代职业法学家群体。他们以兼通中西法律的学术背景为出发点，从世界法律发展的最新趋势着眼，以现实批判的精神，反思当时的法律教学和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思想观点和实际的改进方案。

近代职业法学家群体，以在朝官员或在野学者等不同身份，穷毕生所学投身到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在历届国家政权的主持下，构建起一套近代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相比具有一定超前性的法律制度，现代的法律理念也随之传播衍生。

——摘编自刘宝东《职业法学家群体与近代中国法制转型》

材料一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一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二   美国的共和政体吸收了雅典民主的理念，保障“人民”对政府的参与、信任和制约，意在追求“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它用代表制改造了罗马的公民大会，使之成为“委托——代理”的“间接民主”机构。它借鉴了君主制的长处，强化了行政权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它赋予单独一个人行使。同时，美国的建国者还从历代的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加以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和制衡体制，以防止政府某一分支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总而言之，美国的共和政体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制和英国宪政君主制加以综合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材料三   1978年至1992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重要法律230多个。其中主要包括《宪法》（82年修订）《刑法》《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年）《国务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等，还包括商标法、专利法、森林法、民法通则等一大批用以维护社会生活基本秩序的法律法规，社会基本秩序得以恢复。特别是“八二宪法”的制定和颁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法律框架。……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第二个立法高峰。这一时期大批用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仅1993、1994两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经济方面的法律就有公司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外贸易法、注册会计师法、预算法、农业法、仲裁法、审计法、广告法等。这一工作到上一世纪末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用以规范、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