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梁启超曾把近代国人的思想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甲午败于日本，想到堂堂中国衰败到这田地，都因为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材料二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

材料三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后不久，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面对的情况决定自己的行动和主张。这次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二卷）

【推荐2】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三

材料四

表3——1928、1940年苏联主要产品产量简表

（表3据王斯德《世界现代史参考资料》编制）

表4——1952、1957年中国主要产品产量简表

（表4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编制）

材料五1933年，（苏联）宣布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提高工业品的出售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加快（工业化的）资金积累。

1953年，中国实行以固定价格强制收购粮食的制度，……为拟定的工业化规划提供了资源，……低价的收购制度提供了把物资部分无偿转出农业部门的手段。

——摘编自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4）材料三中图14人物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参照图15、16、17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苏联的支持对建设新中国的主要作用。

（5）根据材料四、五，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和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相似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新中国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苏兆征、林伟民是这次罢工中涌现出来的著名工人领袖。在以他们为首的海员工会的领导下，海员的罢工在3月初发展成香港工人同盟总罢工，罢工人数10余万。数万名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致使香港交通、航运、生产中断或停顿，成为“臭港”“饿港”“死港”。3月4日，港英军警向经沙田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开枪，制造了“沙田惨案”。

材料二   （1927年）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小学召开的前委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攻打长沙，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去立足的主张。次日晨，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1000余人，撤离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向南进发。

——以上材料均摘录自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一

一个人口达3万万之众的民族，被一小撮欧罗巴人打败，亚洲最大的帝国向西方贸易与文明开放，这便是现代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这场斗争之结果。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与民族扩张，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

据时人（1846年）记载：“松（松江）、太（太仓）利在梭布，较稻田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削减大半。”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此冲击下纷纷破产。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就毅然决然地率先发起抗战的号召、动员，并在东北地区组织开展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局部的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的抗战。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睨于墙，外御其辱”的胸怀，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血腥屠杀的仇恨，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辟敌后战场，创建了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是在长期艰苦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

——摘编自曲青山《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掀起了洋务运动。作为运动代表之一的李鸿章曾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正代表了地主阶级进行工业化探索所走过的独特发展道路。

——《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二   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戊戌启蒙运动并没有抓住这个话题。那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兴起来的是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制度改革为主旨的政治启蒙运动，它对于个性解放并不是很关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形势就不同了，当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共和制度，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认为这就需要提高国民觉悟，而提高国民觉悟的主要方法是培养国民的科学与民主意识。

——《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等

【推荐1】社会改造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呼声，其主要理念经历了从“群学”到“社会主义”的演变。

材料一   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以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阐述国家盛衰治乱之理。文中以“群”对应英语中的society，并首揭“群学”一语。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群与学、群与强、群与治、群与变、群与会的关系，认为“合群”是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实现自强的有效手段。

——摘自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

材料二   1900年以后，绅士在城里办商会、学校，建立各种组织，“社会”成为其总称。从1902年起，报刊中“社会”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逐渐取代更具有传统政治色彩的“群”。1903年，革命党人陈天华在《苏报》上撰文，强调学生与“各级社会”不同，是“祖国存亡之关键”。1904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伴随“社会”一词的风行，时人开始思考如何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

——摘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社会”一词的逐渐普及与社会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同一历史过程。根据对《新青年》杂志的统计，1919年之前，“社会主义”一词总共出现34次；1919年激增至104次；1921—1922年间高达685次。……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平等从理论层面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的概念充分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宪法和纲领.性文件中，并指导着新中国民族事务工作。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对民族成分和民族称呼混乱的状况进行了统一规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利益观和价值观，创新地将“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结合，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摘编自何一民、刘杨《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人们形容这一时期(中华民国成立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问及贵党者”……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使孙中山等人看到了中国民主共和的希望。但是孙中山良好的政治设想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所打破，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身亡,11 月国会被迫停止议事,1914年1月部分留京议员被袁世凯遣回原籍。

——摘编自孙岩《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探索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在抗战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下的地区实行的是苏维埃制度……苏维埃的全部权力“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抗日战争的新环境对共产党统治区的政权建设提出了要求……1939 年,《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之区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民众可以直接选出从市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各级参议会再选出同级政府……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王建朗、曾景忠《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