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戊戌变法时期，许多官绅认识到，洋务运动时期设立新式学堂与鼓励留学等教育改革只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局部式改革，不利于中国教育发展。戊戌变法期间颁布的《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毕业授予生员，中学堂毕业授予举人，大学堂毕业授予进士。在京师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下设总办，提调、司员等官职，其职责是“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其在学堂办事各员，统由该大臣慎选奏派”。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因为新式学堂和科名刚好都是三级，父母也就愿意把孩子送入学堂。管理全国学务的孙家鼐也认同将设立的大学堂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必要性，以及它对全国学堂所产生的作用。此后，大学堂人数每年都稳定维持在300人左右，地方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摘编自陈睿腾《晚清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经验与现代启示》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学革命。在教科书改革上，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向各省发布训令，要求全国各学校“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白话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4月，教育部又规定；截至1922年，文言文教科书一律采用语体文。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法教科书》，中华书局也出版了用语体文编辑的新教育教科书。此后，文言教科书就渐渐地被淘汰，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正式得到确立。教科书的内容也随之改进，尤其是国语与国文教科书，取材日益注重实用性。一方面，“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大批白话文作品和翻译作品，连同一些古代优秀的白话小说，都被选进了教科书，题材内容涉及中外古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文章体裁日趋多样化，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各种文体，如书信，传记、序跋。教材编写也从“成人本位”转向“儿童本位”，注意教材的趣味化。

——摘编自曲铁华、于桂霞《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改革》

材料一   从周平王东迁前后开始，“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蛮夷”地带，随着生产手段的进步，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除了移居中原的，当地的人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华夏"靠近的趋势，结果使得蛮、夷、戎、狄地区自身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转化的动力，都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

——【日】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二   近代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东方"天朝大国"的割地赔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是否应当像日本那样效仿西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最先采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提出“东方民族”之说。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及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年，他叉写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通过对中国民族多元性和混合性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左鹏《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一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并未给予资产阶级实权，帝国议会通过的法案必须得到皇帝和联邦议会的批准才能生效。……德国宪政中注有实权的恰恰是相当于议会下院的帝国议会，而皇帝是国家元首、权力中心和军队统帅，有权任免官员、召集和解散议会和决定对外政策，德国帝国宰相对皇帝负责不对议会负责。……德意志的政体变革尽管是出于传统权力精英对自身政治优势地位的巩固，但却最终成为瓦解旧政治传统的催化剂。传统的统治阶级为了迎合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尽心竭力地以政府威权干预经济发展，制定出各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

——摘编自《德意志君主立宪政体的选择、比较及影响》

材料二   清末宪政改革是晚清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派员秉承“用备甄采、择善而从”之旨、分赴欧美各国考察政治以后，清政府初步选定德国及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为进一步研究、筛选与描摹的对象。最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

——《钦定宪法大纲》——摘编自胡凯《略论清末宪政改革对德国模板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