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传说时代“神农尝百草,遇毒得茶而解”开始,茶就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魏晋以来,茶因清淡虚静而渐渐受到佛、道教徒的广泛受用。唐朝时,饮茶多以茶饼研末,煮茶时讲究“三沸”,使得烹茶更具文人雅兴,于是茶道大行。当时南方产生了官茶园,寺茶园,农茶园等不同形式的茶园,仅湖州造茶一年就是“万八千四百八斤”。唐朝政府还开辟茶马古道、开设茶马交易市场,强化边疆管理。随着唐朝与日本、印度、波斯、非洲国家的交流,茶叶也交流到了世界各地。宋元时代,出现了在茶中添加马奶、红枣,枸杞,油酥等物的习俗。明清时期,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形成了一条海上茶叶之路,以茶叶为大宗、经蒙古高原到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也走向兴盛。
——彭星霖《基于历史角度分析茶业在我国的发展与兴衰变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茶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茶业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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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福斯塔特遗址位于埃及首都开罗南郊,是一处古代陶瓷的地下博物馆。经过20世纪的多次发掘,这里一共出土陶瓷六七十万片。其中来自中国的陶瓷约12000片,时间从唐朝绵延到清朝,其余基本都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
——据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选择性必修3)》
材料二 长沙窑开始于晚唐时期,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与当时已经极具知名度的越窑和邢窑相比,长沙窑毫无竞争力可言。如果要想获得销路就必须另辟蹊径,转而开辟海外市场。为抢占海外市场,长沙窑主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艺术,在器型和纹样上进行了大量模仿海外瓷器、金银器和丝绸中艺术元素,吸收融合了中西亚的传统艺术成分和装饰元素,在当时创造了销售奇迹。长沙窑的外销区域非常广泛,其产品不仅迎合了西亚人的喜好,还大量出售到朝鲜、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同时长沙窑还注重地域文化以及贸易市场差异性,针对不同文化系统,在不同地区生产不同的产品。
——摘编自李璟《贸易影响下的纹样艺术——以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器为例》
(1)说明材料一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长沙窑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摩崖石刻: “晚甘候”——武夷茶最早的雅名 唐代,孙樵出差来到武夷山,品尝了地方官员招待的武夷茶后,赞叹不已。回京后孙樵将武夷茶与朋友分享,他将武夷茶拟人化为“晚甘候”,意为晚节高尚的贵人。晚甘,也意指武夷茶的“回甘”,回味无穷。 武夷山茶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朱熹留下了多处石刻,并创建理学新派系——闽学,成为力学一代宗师。 |
材料二 三教经过争论融合,到了隋唐,佛教实现中国化,倾国奉佛,而主体儒学却奄奄一息,照此发展趋势,中国有成为佛教国家的可能。在这关键时刻,朱熹奋起排佛抑道,深研各种典籍,推倒两汉以来树立起的“五经”在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组成“四书”代替“五经”的权威,认为“四书”才真正能体现出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真谛。朱熹把它们联成一体,并精心注释,使之成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高令印《朱子学在中华文化史上的价值和作用》
材料三 中国是世界茶叶原产地,茶叶外销有据可查的最早史料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民国出版的《茶叶产销》一书提到:“五世纪后期,土耳其人至蒙古边境,以物易茶,首肇其端。”其后日本、朝鲜、南洋等周边国家虽从中国进口茶叶,但数量还很有限。16世纪中国茶传入西方,亚洲市场变得微不足道,美洲、大洋洲、非洲市场均由荷兰、英国转口输入茶叶。输入茶叶的国家,17世纪主要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俄国等国,18世纪输入茶叶的国家则增加了法国、普鲁士、丹麦、瑞典、美国、匈牙利、意大利等。19世纪英国独霸茶叶外销市场。茶叶初入欧洲市场被人视为稀罕的舶来品,“茶价异常昂贵”,18世纪上半叶1磅茶要17先令半,18世纪50年代仅8先令。1790年茶价为每磅3先令7便士,1810年减为2先令。清代前茶叶出口以江南茶和绿茶为主,清代以后外销茶产区包括苏、浙、赣、皖、粤、闽、滇、湘、鄂九省。最先出口的是武夷红茶,旋即绿茶压倒红茶,18世纪后半期起出口又以红茶为主,至此奠定了我国外销茶区及茶类的基本框架。
——摘编自陶德臣《简论中国古代茶叶对外贸易的特点》
(1)概括指出材料一的摩崖石刻有哪些史料价值。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朱熹为理学发展作出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茶叶对外贸易的特点,并说明其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宋元时期,福建丝织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泉州,自唐代以来养蚕织丝成了当地风俗。泉州的绸缎曾作为中国皇帝送给印度国王的礼品。而海南在宋元时期所产沉香极为著名,甚至尤胜其他南海国家产品。北宋初年,市舶条例明令往来海南(甚至雷、化等州到海南)贸易的海船,以及福建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到广州索“引”方可发船出航,“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而南宋和元代也有相似条例几度出现。福建常赖广东“客米”从海上贩运接济,“唯广东船米,可利泉福”。而泉州、广州商船则“一色载金银匹布”往海南贸易香药,每船货值达一万余贯。海南与泉州通过广州交换货。
——摘编自许秀娟《宋元时期广东与海外的丝绸贸易》
材料二 宋代丝绸通过广州南海外传情况
国名或地名 | 今地 | 丝绸品名 |
占城 | 越南中南部 | 绢扇 |
真腊 | 柬埔寨 | 假锦、生丝 |
三佛齐 | 苏门答腊 | 锦绫、缬绢 |
单马令 | 马来西亚彭亨州腾贝林 | 绢伞、缬绢 |
凌牙斯加 | 北大年 | 缬绢 |
细兰国 | 斯里兰卡 | 丝帛 |
故临国 | 印度奎隆 | 缬绢 |
层拔国 | 桑给巴尔 | 假锦、红吉贝 |
阇婆 | 爪哇 | 五色绢、皂绫 |
渤泥 | 加里曼丹 | 假锦、建阳锦、五色绢、白绢 |
三屿 | 菲律宾 | 皂绫、缬绢 |
材料三 三佛齐、阁婆等国“务蚕织,有杂色绣丝、吉贝、绫布”。真腊国不事蚕桑,“近年道人来居,却以蚕桑为业。桑种蚕种皆自暹中来……迢人却以丝自织皂绫衣着”。
——摘编自【宋】赵汝适《诸蕃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元时期海南、广州、福建三地之间贸易繁荣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二、三中历史现象的联系。
材料一: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馒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
(1)依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对于外来文化兼容并收的史实,并分析这种文化包容状态形成的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唐朝中期扬州商业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一 汉代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商人的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并远伸到西亚乃至欧洲。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战乱,南方政权对海外诸国的贸易呈逐渐上升趋势,“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隋唐时期全国统一,陆路丝绸商路除沿袭汉魏时的南路、北路外又增加新路,并出现了登、扬、明、广、泉等著名港口,唐朝在广州首次设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泛指东南亚)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两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强大,宋政府对海上贸易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广州、明州、泉州是重要海港,政府设“市舶司”、“市舶务”专管进出港手续,严禁走私贸易,与宋朝有海上贸易往来关系的国家多达60个以上,如北非的勿斯里,……有效弥补了财政的不足,刺激了国内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朝贡体系是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存在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政治秩序体系……明时,朝贡制度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出现。“朝贡“往往是强势的中央政权向周边民族和国家宣示自己的国力,带有赏赐和炫擢的意味,经济上受益与否则无关紧要。在朝贡体系的长期影响之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书写汉字、尊奉儒家、信仰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三 明朝中期,玉米、番薯等美洲粮食作物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逐渐得到推广。番薯“亩可得数千斤,胜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多,其利甚大”,大大缓解了“民食问题”。人们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劳力和土地等去发展经济作物,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因此深受影响。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互为因素,清代以来,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原本人烟稀少的广大山区因为“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获”和番薯"备荒第一物”的特性。玉米、番薯等栽种遍野,“生齿日繁”。“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将山土创松,一遇淫霖,土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 归纳中国汉代至宋代对外贸易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 分析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朝贡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 概述明清时期美洲作物传入中国所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中国古代商会渊源于唐代。唐太宗时期,为方便购物,长安东市的同行业店铺都集中于同一区域,称为“行“。为了便于政府管理,所有同行业店铺都需要加入一家叫“行会”的组织,这便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会。唐代行会设有“行头”一名,负责代表行会与政府交涉,组织行会成员开展社会活动,等于商会主席。明清时期,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成为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形成商帮。商帮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清代最为有名的商帮,当推“徽商”和“晋商”。
——摘编自罗三洋《探寻古代中国商会的历史轨迹》等
材料二:在近代中国林林总总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中,商会存在时间最长,也最为普及,社会能量与影响格外引人瞩目。其原因在于商会系由具有经济实力之新兴工商业者组成,并且建立了全国性商会、省总商会、县分会、镇分所这四级组织系统,网络遍及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为数众多的乡镇。而经由这一独特组织系统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则是商会县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巨大号召力,能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大规模活动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商会维护自身合法社会地位和权利行之有效的主要途径。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会的“联动”机制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商会的演变,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与近代中国商会的主要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