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朝驿道不仅遍布中原地区，而且横贯欧亚，旁及中、西亚的察合台、伊利汗国。一度断绝的中西传统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贸易之路借此得以恢复。沿着商道东行的外国商人，来自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俄国、威尼斯、热那亚、西亚、中亚等地。从欧洲到中国路途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险恶，他们能携带大批金银珠宝、药物、毛料等商品来到中国，得益于驿道。驿站的直接或间接帮助，使欧亚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马可波罗行记》《通商指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等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做了大量记录和描述。

——摘编自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三卷）

材料二

材料一：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广设隘、津、渡。秦代开始，贫苦之民被迁至边疆“移民实边”。西汉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先零等地屯田，并上《屯田十二策》，“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唐代列置州县，设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单于、北庭六都护，“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藩，辑宁外寇”，使得国家版图空前扩大，国家安全也得到了空前保障……宋代《九域守令图》《华夷图》《六经图》，以及为防御西夏和契丹而绘的《西夏地形图》《契丹地理之图》，均与国家概念上的安全防御有关。明代建立的厂卫，尤其是锦衣卫，“直接利用特务组织来参与治安管理，使其成为公开或固定的国家组织机构”。清代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全国上下围绕军机处这个情报终端构建了类似蛛网一样的严密体系”。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材料二：早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社会充斥着“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的悲观和嘲讽言论。为此，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强调全国工作中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稳固人民政权，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外交方面，毛泽东始终坚持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避免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误解，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面对美国军事干涉中国台湾问题，妄图通过原子弹讹诈中国等事件，毛泽东以“纸老虎”形象比喻美国，坦然处之，有力挫败了霸权主义对我国造成的威胁。

——摘编自余忠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安全观演变研究》

材料三：贫困问题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安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由此我国扶贫开发进入精准扶贫阶段。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精准扶贫更加注重与贫困群众的直接联系，精准到人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主旨，注重扶贫的全员参与性，更加深入、彻底地解决贫困问题，从而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在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大幅提升，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摘编自段洪波、张洪硕《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材料一   明朝立国后不久，提出了“怀柔远人”的对外政策，招徕东南亚诸国入明朝贡。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舰队清除了贡道沿线的不安定因素，东南亚贡使蜂拥来华。永乐二十年（1423年），以南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满刺加等东南亚国家为首的16国遗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以致“诸番使臣充斥于廷”。东南亚国王入明朝贡，明政府极为重视，对其“优待礼隆，赐予甚厚”。明中期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先后在亚洲建立起金融武力的海洋霸权体系，东南亚均被纳入了殖民地贸易网络之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形式由私人帆船贸易占据了主导，朝贡贸易基本停止。

——摘编自和洪勇《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等

材料二   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出国考察。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无不关注，但大致做到了谕旨中“考求一切政治”的要求。考察团归国后，考政大臣皆力陈中国应仿效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推行政治改革，并提出模仿日本将官制改革作为中国宪政改革的第一个步骤。

——摘编自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

材料三   1978年5、6月间，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欧洲，回国后，考察团向党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报告提出：“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经济上，要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服务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以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要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提高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和积极性、主动性。”6月底，邓小平在听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后说：“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这些想法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摘编自文世芳《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

材料一   自夷夏意识产生以来，“夷夏之辨”便成为主导和决定边疆理念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间的现实竞争。春秋时期，孔子把区分夷夏的标准由血统改为礼术，从而使传统观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别具备了松动的可能，使得夷夏之间的互转成为可能。孔子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礼记·曲礼》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孟子亦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拒）。”

材料二   随着新儒学整合的不断深化，董仲舒的边疆理念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倾向。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王者有爱其之权利，亦有爱其之义务。爱及四夷，体现了身为王者主动施爱于四夷的积极心态。至汉武帝之世，华夏族群即将完成最后的整合与重建，爱华夏于内的任务基本完成，爱及四夷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董仲舒所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