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须知那个时候的中国，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

材料二 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张树声《遗折》

材料三 新事物在旧体内总是较有活力的因素，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内，是很难如愿的。……以后向西方学习的发展历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的引导下迈开步伐的，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清初）知识界探讨明亡的深层原因，认为“宋明虚文日多，实学日衰，以诵读为高级，以政事为粗豪”。黄宗羲指出学问必须以儒家“六经”为根底，应关心国计民生。

材料二   张之洞的《劝学篇》论证了变通之道：“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温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机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材料三   西方首创科学革命，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意义，恐怕是无论怎么强调也怎会过分。近代东方曾有一些人鼠目寸光，只看到科学革命的“形而下”（注：指具体的事物）的意义……“中体西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诸如此类的论点都与这种对科学革命的片面理解有关。其实科学革命显然还有“形而上”（注：指思维活动）的一面，就是说它凸显了理性的价值……以科学的精神来重塑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

人文主义演变的轨迹与科技进步的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交叉互动、共同发展的关系。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推荐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第一位驻英法的公使郭嵩焘是另一位提倡渐进式改革的人，他对西方的直接观察使他公开承认，西方国家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优秀的政治体制和道德学说。他在谴责自强运动局限性的同时，赞扬日本派学生赴英国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并敦促李鸿章接受西方的教育体制、政治制度、法学和经济学。郭主张，这些知识，而不是军事，才是一个良好政府和繁荣国家的基石。他的呼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李鸿章认为自己已被委以保家卫国的重任，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加强军事方面的现代化。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

材料三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似容易，实则不通。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1875年）

（1）根据材料一，指出郭嵩焘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有何突破。李鸿章为什么不接受郭嵩焘的建议？

（2）材料二中作者提出了怎样的主张？结合所学知识，谈谈陈独秀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思想变革的主要原因。

（3）结合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谈谈你对材料三中观点的认识。

材料一   “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此其体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阙趋步，常不相及。”“君民共主权得其平……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二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变法通议》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许多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向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新青年》

材料一　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表明：中国的教育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波浪式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但这些变化遭到了嬴秦执政时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沉重打击。两汉以来，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创新有三个大高峰，即西汉高峰、隋唐高峰和北宋高峰(如图所示)。入汉之后，汉代教育制度对文教政策和教育目的作了较大的调整，形成了第一个教育制度创新的高峰。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融合的教育思想的开创，到隋唐时多元融合的教育制度得以确立，形成了第二个高峰。而发展至宋，教育思想创新与教育制度创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形成了第三个高峰。

——摘编自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推荐1】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中国人恍然大悟，梁启超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和盲目崇拜科学是冲突的根源，并且认为中国重精神的思想可以矫正这种不平衡现象。梁漱溟也为努力保卫中国文明的完整性而反对科学与民主，他宣称人类的生活依赖其基本的精神，所以牺牲中国自己的精神而支持外国的道德准则和体制，这是自损其命。……相反，胡适和其它一些西化提倡者喊道:到西方去!吴稚晖痛骂梁漱溟为“十七世纪的无用之物”。胡适宣布，中国不但是在科学与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且在每一方面政治.文学.音乐.艺术.精神面貌，甚至是体形。……各种的外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涌入，在社会重建和民族振兴方面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观点:由胡适阐释.后来为国民党部分接受的实用主义及逐步进化方法，与中国共产党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

——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

材料一   城市的发展、铁路、电报、电话、报纸、杂志等促进信息传播的条件成熟，新文化运动具备了基本的条件。同时清末废科举、办新学，国内已经有大批新式学校和青年学生群体。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热烈的响应，才使得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呐喊与呼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并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杨奎松《“五四”有多重要？》

材料二   转型中的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为语言变革提供了客观条件。文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障碍，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革新语言文化，借鉴西方的现代元素，构建新文化的模式，以此来改造国民。

——摘编自梁志明《试论近代白话文运动兴起的原因》

材料三   林纾认为文言与白话属于同一个语言系统，学好文言有利于把握白话。而且，文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废除文言会对历史的承续、传统文化的继承产生不利影响。文言和白话不是“存其一，必废其一“的关系。

——摘编自赵炎秋《近百年文白之争及其反思》

【推荐3】【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机器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州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材料二   夫文界宣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巧之名誉也。既如此，主张通俗化，乃至实现“言文合一”，自然是“文界革命”所要追求的目标。

——梁启超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与‘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有关的事件，并分析该事件产生的时代背景。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梁启超的主要观点，分析其在文化方面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希腊的古风到古典时代不仅在时间上大体相当，而且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时代特征上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普通人有了更多的发财致富和向社会上层攀升的机会，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调动和发挥出来……

——王大庆《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二   晚清以降，国人科技意识因“师夷”而增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冲决专制制度和伦常之网罗，接引“西学”以启蒙。进入民国，各主要报刊加入对《临时约法》的大讨论，民主与科学思想得以倡扬。北洋军阀上台，妄图复古倒退，陈独秀等奋起反击，掀起新文化运动。

——据李侃等《中国近代史》整理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1917.5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说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甲午战后朝野人士认为欲使国家富强、民智大开，必须重视普通教育，因而创办京师大学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为普通学（如经学、理学、诸子学、初等算学、初等格致学、初等政治学、地理学等）与专门学（如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农学、矿学、商学、兵学等），学生在学完普通学后，可任选一两门专门学深造。考试采用西方的积分法，逐日考核、按月公布。这初步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征。

——据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整理

材料二   “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1921年3月）

“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周恩来《致严修》（1921年1月25日）

（注：以上文章为周恩来留法期间担任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时所著）

材料三   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