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愈益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感：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天亡，毁灭性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这些构成人类生存的无尽苦难，此时似乎终于开始屈服于批判性才智的发挥。从前，人心思定、害怕改变；如今，人心普遍开始思变，害怕停滞。在18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信心与现实主义结伴而行，而不是乌托邦空想的表征。这种新趋势之所以蔚成风气，启蒙哲人居功至伟：他们着手提出种种设想，亦即社会、伦理、政治、美学纲领，它们旨在增进自由而不是抑制混乱。启蒙运动既是一场人类心灵革命的产物和表达，也是这场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人类一手应用理性原则，一手通过理性实验，运用理性探究并且效法自然。他们的希望立足于现在而非过去，尤其是立足于他们有充分理由憧憬的未来。

——摘编自[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自由的科学》

材料一我不想变成 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彼特拉克

第36条每一个真诚悔改的基督教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同样可以得到赦罪或免罪。

——“九十五条论纲”

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一-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人们的自然生活。

——伏尔泰

材料二1492年， 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引发了一场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大交换。有学者称之为哥伦布大交换。欧洲移民漂洋过海来到新的土地生活，他们带来的小贵、葡萄、马匹、牛、猪等使得美洲食物和营养的供给快速增加;他们携带的传柒病使美洲的土著人口数量锐减。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番茄等作物在他们的传播下也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根发芽。

——摘编自《新全球史》

材料三

材料一   以下是《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目录

第十八章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约1350~约1550年）……809

一、意大利的历史背景……812

二、意大利思想和文学的复兴……816

三、意大利艺术的复兴……824

四、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衰微……840

五、北方的文艺复兴……843

六、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发展……856

七、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成就……858

——摘自【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摘编自【德】恩格斯《反杜林论》

材料一   “中国形象”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流行语，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眼中有不同的变化；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材料二     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颈上带着项圈，而贵族的儿子生来在腿上带着提马刺吗？……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是平等的。……除了法律之外，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自由的人。

——《伏尔泰语录》

材料三   政治上的自由是公共自由，要保障公共自由，就应该避免把权利单独托给一个人、几个人或少数人。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为此提出一条原则，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利来约束权力，形成一种能联合各种权力的政体，其各种权利既调节配合，有互相制约，即权力要分开掌握和使用。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的原因》

材料一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摘编自《独立宣言》

材料二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整个主权在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所有公民……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没有其他差别。

——摘编自《人权宣言》

材料三   这几件事情综合在一起，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人的精神在解放，眼界在拓展；人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自身的认识，都在发生与中世纪不同的根本性变化。

——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