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德川幕府逐一地断绝了同西方世界的联系，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日本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而这又酿成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在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极限。日本人中的很多人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我们发现日本社会变革具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革命被改良所取代。明治维新使近代日本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使之确立了民主政治制度并跻身列强之林。明治维新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是在德川幕府版籍奉还、王政复古的前提下进行的，近代日本构建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但正如幕府成立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一直都没能真正掌权一样，近代的日本天皇也没能成为决策的真正核心，先是藩阀、后是军阀，控制着近代日本的政军大权。……日本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创立起近代国家框架。另外，在构建教育体系和转变思维模式上，日本也做了不少功课。……日本在古代曾吸收中国文化，实施和魂汉才的改革开放路线。近代以来，汹涌的西化大潮让日本无力抵挡，要想摆脱被殖民化的厄运就必须与列强为伍，并导入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为此，必须排除作为虚学的理学，由西方的实学取而代之。明治政府的一些高官和智囊对于西方文化也是来者不拒并极端发挥，……西化派的极端做法遭到传统派的抨击，国粹派诞生并主张恢复日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标准。

——王屏《近代日本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

材料二   一般认为，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危机。在这个事情之前，清政府对国内的统治还相当稳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远没有成气候，暴力革命的主张不得人心……新政的前几年，还未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主要涉及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废科举兴学堂、倡办实业等方面，当然，政府部门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外务部的设立。这些措施大都得到执行，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戊戌年只打雷不下雨的改革要实在很多。

从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政治改革被提上日程。统治阶层的想法其实很明确，就是既想迎合人们改革的呼声，又能保证皇权的延续巩固。考察团回国给慈禧报告，当然也尽可能捡好听的话讲，以打消她对立宪的犹疑；为皇家利益计，清政府自然选择德式君主立宪制为模板，开展预备立宪。……1908年光绪和慈禧的先后离世，使得这个改革的变数大增。……之后登台的载沣等人，甫一掌权，就开始自掘坟墓。罢免袁世凯，收军权，就是第一步臭棋。之后跟着上，铁路国有、皇族内阁，终于将清王朝的气数掐断。本来，宪政的方向是要限权、分权，但他们做的却是抓权、集权，完全背道而驰，而且做得火急火燎，极不高明。这样做的唯一效果是使1860年代以来支撑了清王朝半壁江山、一直对清王朝保持忠心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与清廷离心离德了。

——摘编自360百科网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1）的《劝学篇》出版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西化、启蒙思潮占主导地位之际。他运用天赋人权的理论，从自由、平等的角度对儒家的名分论和忠孝道德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认为这样的道德“归根结底是让他人之魂占据我身”。他反复强调汲取西方文化不能只重外表，主张启发人民的平等意识，培养人民的独立品格，鼓励人民的怀疑态度，激发人民的自由追求。

材料二左右了清末教育现代化取向的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时，中国正处于甲午战败后。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兴起并呼声很高，顽固派透过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更坚定了以祖宗之法治国求强的主张，反对学习西方。他的劝学如其本人所说：既要正人心，又要开风气。他从本末的角度，认为儒家的圣道即伦纪、心术，是不变的本学，是优于西方的。以此看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权说则“不可行也”，是“无一益而有百害”的。他认为“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摘编自桂勤《从<劝学篇>比较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人才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福泽谕吉、张之洞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福泽谕吉、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谈一谈你的认识。

《关于纪念日》是列宁在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五十周年时写的，其中说道：“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

材料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着整个民族人民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向。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德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对德国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以来，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当时大多数德国民众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而是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法兰克福人等，也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没有尊重和认同感，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存在德意志民族观念，他们意识不到德意志。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人们的民族意识开始逐渐苏醒。德国知识分子也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启蒙”下，开始关心政治，并有了政治觉悟，于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诞生了。19世纪，拿破仑帝国的扩张使德意志民族的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全德人民高涨的要求民族团结、反对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情感中上升为政治民族主义，德意志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体系最终形成。德国统一后，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和普鲁士流传下来的军国主义传统使德意志民族优越感不断膨胀，以及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并加紧扩军备战，最终一步步向极端民族主义发展。

——摘编自葛丽《德意志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变化研究》

材料一   1871年，日本政府正式推行“废藩置县”政策，颁布《户籍法》，次年进行首次全国户口调查，开始编制全国性户籍。《户籍法》规定“户籍旧习错综复杂，在于按照族属而不按地域编制，虽有遗漏而不便检查。此度编制之法采用臣民同等，华族、士族、卒族、神官、僧侣乃至平民，均按照地域编之”，“以其居住之地专收无遗漏为宗旨”，“根据各地方的土地的基本情况划分区域，以区为单位，各区设户长掌握其辖区内户数，人员生死出入等详细情况”。居住在同一地的家族全体成员为一“户”，“户主、直系长辈、户主配偶、直系晚辈、旁系亲属均须记录在册”。户主是家族之长，一户之主，家族成员按照尊卑、男女、长幼顺序记载，无论入籍、除籍、转籍均需户主申报。

——摘编自王鹏飞《近代日本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变迁》

材料二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发展，国家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历程。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意见通知，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摘编自李丹阳《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