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晚期，受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并且为打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垄断，英国枢密院便示意伦敦商人筹备创办东印度公司。后凭借其自身的实力和政府的支持，公司在印度建立了许多的商馆、工厂和仓库，进行着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贸易。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提出要在“领土霸权的基础上”保卫公司的“商业霸权”，这标志着该公司不仅要在印度扩大贸易和追求商业特权，创造条件，争取建立殖民地已经成为与追求商业扩展平行的目标。1698年的政府颁布关于东印度公司转变时期的特许状第10条规定：根据需要，东印度公司有权在东印度任何要塞、工厂和种植园等地建立行政管理机构，有权提名和任命各地的行政官员。1773年，工业革命已经迅速地开展起来，英国颁布对该公司的调整法，其中第7条规定：为了更好地管理在印度的领地，（英国政府）将孟加拉省督升级为总督，对公司董事会负责，拥有对整个英属印度的全部管理权力，被授予包括宣战和签署和平条约的权力。

——摘编自汪定华《近代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变迁——以对特许状的解读为基础》

材料二   1873年，岩崎弥太郎利用自己多年负责土佐藩藩营商会的有利条件，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原属于土佐藩所有、多人合伙承包的“三川商会”的全部财产，创建了私有的三菱商会，主营海运业。在明治前期，为适应日本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需要政府和商人资本联合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三菱公司采取充当海运业界“政商”的企业经营策略，获得了诸多的优惠便利和惊人的高额利润，从而一跃成为“海运之王”，并且在短短的10年间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与日本选择“已无力扩张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化道路相适应，自19世纪90年代起，三菱财阀采取大力发展军事重工业的企业经营战略，特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三菱公司充分利用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借助国家力量，将军需生产膨胀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岩崎社长阵头指挥体制”下，岩崎家族人才辈出，团结亲睦，共同推动三菱财阀的迅速崛起和发展。

——摘编自王文英《试析三菱财阀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1853-1861年俄国历史大事记（部分）

——摘编自张广翔《俄国1861年改革新论》

材料二   俄国农奴制改革在法律上实现了农民人身自由，但《1861年2月19日宣言》（沙皇对《二月十九日法令》的解释性说明）为农民描绘的美好景象并未实现。因为改革派主要为皇室成员和改革派贵族官员，他们主张带土地解放农民，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沙皇最关心的是继续维护专制制度。法令执行中为地主留下了充分和灵活的解读余地。1861年改革后，农民习惯了村社共耕共责的生产生活，对村社精神的体认与吸收逐渐内化成他们的独特气质。农民缺乏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所以改革后农民从个人农奴制进入集体农奴制仍符合农民的精神归属。农奴制改革开启的以工业化为先导的发展定向体现出实用主义倾向，为3000多万农民带来自由，为资本主义关系和国家经济现代化扫清了道路。但改革具有不彻底性。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解读》

材料一   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启了俄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亦影响深远。改革是沙皇顺应时代之举，也是平衡国内派别之争后做出的最佳选择。改革《宣言》和《总法令》为改革造势和定调，补充性规约适时，适度地调整了改革方向和程度，力争实现带着土地解放农民的最初设想。然而，农民获得的所谓自由并不能解决土地不足、不沃的窘境，他们最终成为税高赋重的自由人。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解读》

材料二   明治维新是幕末民族危亡时期日本社会的权力重组和权威重构。明治新政府内部的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经过长期权力角逐，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置、中央集权体制的组织构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根本再造，加之法律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权威形塑，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绝对权威。

——摘编自杨栋梁《权威重构与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