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广设隘、津、渡。秦代开始，贫苦之民被迁至边疆“移民实边”。西汉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先零等地屯田，并上《屯田十二策》，“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唐代列置州县，设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单于、北庭六都护，“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藩，辑宁外寇”，使得国家版图空前扩大，国家安全也得到了空前保障……宋代《九域守令图》《华夷图》《六经图》，以及为防御西夏和契丹而绘的《西夏地形图》《契丹地理之图》，均与国家概念上的安全防御有关。明代建立的厂卫，尤其是锦衣卫，“直接利用特务组织来参与治安管理，使其成为公开或固定的国家组织机构”。清代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全国上下围绕军机处这个情报终端构建了类似蛛网一样的严密体系”。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材料二：早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社会充斥着“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的悲观和嘲讽言论。为此，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强调全国工作中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稳固人民政权，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外交方面，毛泽东始终坚持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避免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误解，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面对美国军事干涉中国台湾问题，妄图通过原子弹讹诈中国等事件，毛泽东以“纸老虎”形象比喻美国，坦然处之，有力挫败了霸权主义对我国造成的威胁。

——摘编自余忠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安全观演变研究》

材料三：贫困问题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安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由此我国扶贫开发进入精准扶贫阶段。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精准扶贫更加注重与贫困群众的直接联系，精准到人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主旨，注重扶贫的全员参与性，更加深入、彻底地解决贫困问题，从而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在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大幅提升，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摘编自段洪波、张洪硕《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材料一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高等专科学校与职业学院两种类型的院校。1919年后德国颁布一系列诸如《职业教育法》、《联邦德国职业学校总协定》的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完备详细。“双元制”为学生提供很多进入企业实践的机会，在生产实践的一线平台学习，既能及时消化课堂知识，又能快速发现和掌握新的学问。2003年，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中企业投入103亿欧元，国家投入56亿欧元，企业占72%。

——摘编自吴建国《中外高等职业教育法治化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还没有系统化，没有广覆盖，配套性地方法律法规少。虽然国家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职业教育是低于普通教育的职业教育以学科本位或者知识本位为主，知识与现实工作联系不紧密。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总经费投入的比例，几乎都在11%~13%之间徘徊，远低于国际上25%的比例标准。当前我国财政性经费依然是职业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摘编自孙希《中外高校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对比分析》等

材料一   宋代，我国社会救济和保障的框架已基本确立，救济和帮扶形成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措施。宋仁宗时期，朝廷应对灾荒救济以赈恤、安抚、蠲免为主。派遣官员救灾已成常态。京师东部与淮南发生水灾后，“遣使安抚”，大臣带着赈灾物资前去赈灾，对生者以救济，对死者以埋葬。对救灾不利的官员进行惩戒。仁宗还广设广惠仓、常平仓。灾后诏令受灾百姓“所贷常平仓米免偿”。同时还开展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的义庄，在救济同族的基础上肩负着赡族及维护宗族稳定的责任。同时宋朝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抚恤。设置福利院和居养院收容鳏寡孤独及残丐。所需资金以政府没收户绝者（死后无继承人）的财产为主要来源。当经费不足时，政府以常平息钱作补充。

——摘编自黄登辉《大文化视角下的宋朝社会保障研究——以宋仁宗时期为重点探讨》

材料二   1601年《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政府制度化地干预国民贫困的开始。但随后漫长的3个世纪，英国福利制度徘徊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工业革命的完成为英国带来经济繁荣，但财富的增加并未“涓滴”到贫民身上，贫困以及由此引发的健康恶化、社会冲突加剧。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张认为国家应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为实现个人自由提供经济保障。在20世纪初至二战期间，英国福利制度取得较大发展，先后颁布了《养老金法》、《国民保险法》、《失业法案》、《公共卫生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福利框架。1945年与工人阶级联系密切的工党上台，先后颁布了“家庭津贴法”“国民保险法”“工业伤害法”“国民卫生服务法”“国民救济法”，标志着福利国家的诞生。此后20年，福利国家快速发展，但也潜伏着危机，主要表现在：福利支出膨胀造成财政困难；普遍福利导致国民对国家的依赖；管理机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实施成本过高，实施效果也不佳；英国的贫困问题没有随经济发展、福利提高而减少。

——摘编自文太林《向左走、向右走，英国福利制度百年之变》

材料一   福利国家过度慷慨的福利政策助长了社会的懒惰，正在滋生福利懒汉，催生懒人群体。丰厚的失业补助金正在消磨求职者寻找工作的动力和意愿，不上班的收入差不多也能维持生活，以致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一些人甚至选择“主动失业”。……1980年，保守党政府就已经开始降低一部分社会保障项目的津贴标准。包括减少病人、失业者以及失去工作能力者的短期津贴，降低养老金津贴水平，将国家收入养老金的最高津贴水平降低到平均收入的20%，而不是工党政府时期的25%。除此之外，在诸多领域的支出比起工党执政时期也大幅削减。

——摘编自刘保中《高福利制度下的“懒人现象”》等

材料二   相比西方福利国家，中国无疑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鉴于此，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要坚持把公平放在首位，通过加大财富和收入再分配力度以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基本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就防止和消除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而言，中国不能选择完全个人账户式的（即缺少互济功能的）制度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社保体系建设的核心制度仍然应当立足于缴费型的社会保险，这既可以防止单位和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过度依赖又坚持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化。

——摘编自王瑶《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模式、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一   1934年3月，国民政府《公务员恤金条例》公布实施，规定凡因公致疾或亡故以及在职时间很长而“勋劳卓著”退职的公务员都给予抚恤。

1943年，国民政府颁布《公务员抚恤法》，加大了对公务员遗族的抚恤力度，提高了抚恤标准。1947年，根据考铨处照知，1946年度抚恤金按原核定金额100倍发给，并每案一律另加生活费基本数40万元；1947年度抚恤金按原核定金额1000倍发给，并每案一律另加生活费基本数40万元。

——摘编自任同芹《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退抚制度探略》

材料二   下表中美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基本情况对比

注：中人指在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之前参加工作，在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之后办理退休的人员

——摘编自郭磊、徐明《中美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

材料   70年来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变迁

——摘编自彭秀良《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