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数量变化图

材料二  “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原本是为官府所垄断，是所谓王官之学。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成为“士”（特殊的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知识以更快的速度向民间转移和传递，这成为士人的另外一个来源。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他们二者的结合，则是诸子学出现的直接土壤。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脉络环环相连，摇摆反复，不仅朝代之间政治、经济政策迥异，即使是在同一朝代，政治经济政策也会发生重大变化。秦末农民起义冲垮了秦的残暴统治，破坏了社会经济。西汉初年，文景扫除烦苛，与民休息。但对诸侯王的纵容，使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对商贾豪民骄横不法等问题态度暧昧，对铸币权时弛时收，使得“民多奸铸”的问题严重。汉武帝即位后，欲图振作。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一:     东周时期，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互相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

——〖美〗斯塔夫里阿诺《全球通史》

材料二：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材料三：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910年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认为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 “唐代中叶开始，……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

——以上材料转引自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

材料四：……于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并联络了骑士和市民，于１２１５年６月迫使无地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公开阐明了法律高于王权的思想，指出王权必须受到监督，提出了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款，被人们称为英国宪法制度的起源。……13世纪，英国的城市早已兴起并有所发展，已经出现了市民阶级，……商品货币关系开始渗入农村，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逐渐被货币地租所取代。少数农民通过货币赎得人身自由……雇佣劳动制度在农村中发展起来……。

——转引自郑庆云《简明英美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即相互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材料三   （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封建社会中，知识本为贵族所专有，但因封建制度的渐趋破坏，贵族的后裔降为平民的日渐增加，知识也因而流入民间。加以王室衰微，政治无主，传统的文化渐已不能支配人心，因此独立的思潮开始抬头，这情形在春秋末期已甚显著。……诸夏文化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并吸收相当成分的外族文化。这些新因素，更刺激新思想的产生。

——摘编自傅乐成《中国通史》

材料二   作为宗教，佛、道两教虽然具有使人们排遣精神苦闷、消弭死亡恐惧的作用，但是在遇到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和处理具体社会问题时，则又不能与儒学抗衡了。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其德治教化学说更是君主政治的修饰和补充。……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宗教文化所不具备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稳定和统一趋势的形成，这种精神日益显得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够生生不息，并在十六国北朝时学术地位不断上升。

——摘编自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材料一：“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墨家从一开始就是儒家的对立物，其十大主张每一个几乎都是直接针对着儒家的，而孟子和荀子也都把墨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论敌；至于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于各家都有尖锐的批评，其极致处，则要君主完全 以法为教，扫除异己。……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西汉武帝时，如何强化社会的管理成为统治者急需，董仲舒在战国后期儒学的基础上综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思想，建设了功利化的新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在五代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面临着巩固政权与和谐社会的双重任务，而此时的儒学可以治国却难以治人，佛道可以治人心却缺乏规范人伦道德思想，由此理学应运而生，明清之际黄宗羲等试图从先秦儒家中寻找智慧改造儒学，正是儒学经历危机的反映。

——摘编自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

材料三:早于西方，明末清初的中国也有一场思想“启蒙”，这场启蒙的领军人物是黄宗羲。在黄宗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权利”与“权力”的阐释。 由于种种原因，启蒙思想在中国止于“思想”未能形成“运动”，普及到社会，但从黄宗羲的论证中，从梁启超的评价中可以体味到其发源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意识、权力制约、地方自治、民主议政等一些具有近代宪政气息的思想因素。

——摘编自马小红《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