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曾著有《风俗论》赞誉中国“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衙门任职……人们全然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法国重农学派魁奈更认为“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派，把文人奉为贵族”。一直到 1855年，英国期刊文献和议会辩论中，仍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包括罗马帝国）先于中国采用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有更多社会群体享有“竞争（文官）的自由”，且“没有操纵的提名，也没有可耻的党争”，有的是“（封建社会）平民政治的内涵”。

——摘编自[英]汤因比等《展望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二   李鸿章在1864年就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建议“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需专设一科取士”，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光绪二十四年诏令“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1905年清政府再有诏书“饬令各督抚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据[日]宫崎市定《科举史》、[美]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改编

材料三

——根据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编辑

材料一   公元前6世纪末，波斯帝国进入极盛时期，把古代东方的几个文明中心都囊括在里面了。帝国境内有70多个民族，它们之间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传统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为了维持帝国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基本保留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内部结构，并允许被征服地区保持自治权。但是，这种地区间的差异性又往往是波斯帝国内部分裂势力得以滋生壮大的根源。大流士即位前后，席卷帝国的叛乱或起义证明了帝国并不稳固。所以，大流士在局势稍微稳定之后，就开始著名的改革运动。而大流士的改革正是通过政权的力量把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调整到和平的、有序的、理性的最佳状态，并由此影响到对外交往。

——摘编自于卫青《波斯帝国》

材料二   汉朝与罗马帝国交往的主要线路示意图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三   罗马帝国建立的同时，也用武力打通了西方与东方各族人民的交往通道。罗马的多民族文化也辐射至帝国的四周，罗马人的足迹远涉帕提亚、印度、中亚，甚至达中国……庞贝古城有印度女神雕像出土，北欧的丹麦也有印度佛像的发现，而在印度半岛东海岸本迪治利城，则发现了一个罗马商战遗址，出土了大量意大利陶器和罗马帝国钱币，越南等地也有不少罗马钱币出土。许多研究者还认为庞贝壁画中的天神、英雄和王侯显贵所穿的迎风飘展的长袍大褂都是丝绸制成。而众多古典文献的记载更是中国丝绸大量输入罗马的明证。

——摘编自杨俊明《古代帝国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传播》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经也门沿红海东岸到地中海地区，这条古代东西方贸易的动脉，给阿拉伯帝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哈里发政府为了增强实力，巩固政权，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工农业的发展，又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阿拉伯商人精于海上贸易，他们远航到中国和印度等地，频繁的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巨额财富。伊斯兰教鼓励贸易活动，《古兰经》规定：每一个身体健康、有经济能力的穆斯林，一生中必须要到麦加“朝圣”一次。朝圣既是宗教活动，也是商业集会。阿拉伯帝国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张曦《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经济繁荣的原因》

材料二   （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这两大帝国的扩张无疑是古代史上突破相互孤立隔绝的重大事件。但也许横贯于亚欧大陆古道上的商队来往……对古代世界各地生产技术、文化知识的传播更为重要。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一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而确立于唐。因为有多种科目，“分科举人”，故名科举。与重点在于推荐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没有如“入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与“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通过建立适当的考试系统，选拔能干的人才从事公共服务。……成绩突出的公共服务人员可以得到晋升，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员可以得到最高奖励，以此鼓励公共服务人员勤勉的工作态度和进取心。

任何公务人员不因此而承担向政治基金会捐款的义务，也不因此承担提供政治服务的义务。

他们不因拒绝上述捐献和服务而受到歧视。……任何公务人员都没有利用职权或个人影响去强迫别人或别的团体采取政治行动。

——摘编自（英）《关于建立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1854年）》《美国文官法（1883年）》

材料三   孙中山提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的思想。他曾说：“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救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孙中山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他的文官考试思想和他下令规划、公布的考试法规，不少重要内容后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

——摘编自《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光明日报》）

材料一   欧洲原本没有棉纺织业。17世纪下半叶，欧洲从印度进口原料进行仿制，至18世纪，欧洲本土大量生产出棉纺织产品，使用棉纺织产品逐步成为欧洲人的消费习惯。印花工艺是欧洲棉纺织业发展的创新。这种工艺是在吸收亚洲棉纺技术、美洲染料基础上的创新，也是得益于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政府对特权、专利和版权的保护。1792 年至 1815 年间，欧洲大陆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动荡，造成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棉纺织业发展缓慢，而在同一时期，英国的棉纺织业却飞速发展、不断出现技术革新。

——摘编自（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材料二     20世纪上半期，流行了数十年的S型服装逐渐消退，紧身胸衣得到改良，女性服饰向自由的现代形态转变。30年代的服装以深色调和简单的款式为主，40年代为了节约材料和资源，服装设计受到严格限制，女性开始穿战时服装，男性开始穿制服。二战后，女性服饰更加随意、自由，年轻一代喜欢奇装异服，超短裙和牛仔装广泛流行。80、90年代服装设计更加多元化、国际化，中性服饰成为风潮。

——摘编自李当岐《西洋服装史》等

材料三   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而传统发达国家经济体相对衰落，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安排已难以适应这一结构性转变，改革在所难免。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府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左凤荣等《世界百年大变局》

材料一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而确立于唐。因为有多种科目，“分科举人”，故名科举。与重点在于推荐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没有如“入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与“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二战以来，西方传统文官制度体系中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官分途原则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文官试图打破“政治中立”的樊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随着政府所处环境以及文官制度核心价值观的变化，传统文官永业原则受到挑战。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往往僭越制度的规范，典型的做法就是不经过考试任用的程序直接任免文官；另一方面，出于技术方面的考量，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行政职位的一部分特别是高级职位向社会开放，不拘一格招揽优秀人才，这淡化了考试任用的制度刚性。

——摘编自秦勃《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官制度的嬗变与重构》

材料三   孙中山提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的思想。他曾说：“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救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孙中山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他的文官考试思想和他下令规划、公布的考试法规，不少重要内容后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

——摘编自《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光明日报》）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三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