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材料一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

材料二   从195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及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进展。从后来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来看（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所归纳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就包括了这一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文化工作的理论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可见，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就是在这次探索中形成的，从而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引自《中共“八大”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出发”的历史定位与理论启示（1956年—1957年）（刘会，济宁医学院）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

——《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引自《人民日报》（2015年02月25日）

材料一：秦之克并六国，其原因盖有数端。地势形便，攻人易而人之攻之也难，一也。春秋大国，时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则吴、越。吴越文明程度大低，未足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四国风气，秦、晋本较齐、楚为强，兵亦然，二也。……惟秦地广而腴，且有山林之利。开辟较晚，侈靡之风未甚。观李斯谏逐客，历数侈靡之事，秦无一焉可知。其上又有重农之政。齐民生计之舒，盖莫秦若矣，三也。此皆秦之凭籍，优于六国者也。以人事论，则能用法家之说，实为其一大端。

——吕思勉《先秦史》

材料二：至唐朝，科举制渐趋规范化，不过，尚有欠缺。当时虽原则上规定平民阶层皆可应试，但仍讲究门第，名门望族子弟仍居优先地位。……士人考取进士后并不立即授以官职，还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者才可正式入仕；而且从官员总数看，非科举入仕者仍占很高比例，科举取士并未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上述状况直至宋代方有明显改观。

——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三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材料一   

简171·内史杂：有事请殴（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

简34·行书：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觱（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据统计：目前出土的秦简多为迁陵县署日常行政管理文书，包括户籍变化、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刑徒管理、以及教育、医药等政令。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容整合

材料二   1940年谢觉哉曾发表文章自豪地说：“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边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边区有民主。”……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意识，要想把他们动员起来参加选举，实在难度极大，为此边区开展了多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极大提高了边区民众的选举热情。而后为保证群众能够行使其选举权利，边区政府因地制宜，背箱法、豆选法、画圈法、烙票法等各种方法应运而生。到1941年10月，延安举行第二届边区参议员选举中，参加的人有1千多人。由此可见，一旦真正把选举权利赋予广大民众，他们会非常珍惜，对选什么样的人尤为关心和慎重。

——摘编自卢毅《“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

材料三   “多民族”与“大一统”是中国的历史特征，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确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建国以来的经验来看，完善这个制度，需要认真处理好两个关系，即维护国家统一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保证国家整体利益与兼顾民族地区利益的关系。

——摘编自余志坤、普布次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共同性”属性、趋势与进路探析》

材料一 “天人合一”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春秋时期以前，“天”主要指“天神”，天人关系主要研究人神关系；随后“天”逐渐转变为“自然、天道、天理”，“人”指“人与人、人与社会”；汉代发展成哲学思想体系，贯穿古今文史，至今仍影响着后世言思。“天人合一”理念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彼此相互依存的写照，它反映了人对大自然的一种依赖感与亲和感。

——整理自陈伯海《“天人合一”——兼谈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

材料二 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面对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现状，英国政府在1834年颁布了《新济贫法》。到18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城市贫困法》，使得济贫院的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开始进行建设福利国家。1946年英国着手福利制度建设，先后颁布了《国民保险法》与《国民医疗保健法》，在1948年又颁布了《国民救济法》。这三部法律的正式颁布与实施标志着英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社会福利法律体系、建成了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

——摘编自陈国强《社会福利制度的演进》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卫生条件落后、疫病大肆流行、医疗设施匮乏， 医务人员短缺等突出问题。1952年1月，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并向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掷用于传播病菌的媒介物。1952年3月14日，中央卫生防疫委员会成立，确立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并向广大群众宣传卫生防疫知识。1952年12月，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各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号召，相继成立各地方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除害灭病，保家卫国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摘编自郭荣浩、邓茜尹《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三重考察》

材料一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援；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

——引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二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领导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政党。……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是每个王朝晚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土地兼并将会导致大量无地流民出现，贫富悬殊将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事关大一统的制度考虑。中国的大一统社会一直存在着基层社会自发的封建化倾向，当这种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瓦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顽疾，就必须要废除其经济基础——土地私有制。最后，中国在1949年建国时国家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常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尽快建立起国防工业，因此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

——改编自寒竹《民族复兴百年进程的历史逻辑》

材料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核心是制度变革，这一制度变革使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84年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城市体制增量改革全面推开，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体制外市场化”阶段。1992年至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整体协调改革时期。……渐进式改革道路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产物，其中增量改革、试点推广、改革和开放互相推进都具有开拓性。

——摘编自张平、楠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