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承隋之后，在塞外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如唐太宗曾任命当地部落首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实行直接统治，但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平定隋末动乱之后，唐朝逐步排除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因素。在中央把三省作为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贞观年间，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间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摘编自【日】谷川道雄《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孝德天皇即位后，于646年颁布《改新之诏》，按照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废除奴隶社会体制的“部民制”，将部民转化为国家公民。公民每六年收授一次班田，凡领“分田”者交土地税（租）；每年到京城服徭役10天，交纳手工业品（调）。中央设八省一台（监督官吏的"弹正台"）、设二官（神祇官和太政官管辖并监督八省）。在各地则设国（司）、郡（司）、里（长）三级行政单位。各级地方官的任免均属中央。

——摘编自刘明翰、陈月清《论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对日本及东亚的影响》

材料   下表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材料一在地方管理方面，（北宋）初设诸路转运使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为“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主管军事、治安，合称“四监司”。他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一地。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材料一 在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1918年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相继在各大城市组成，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活跃于各地论坛。舆论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适应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改革之急需。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当作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奇流派来看待，而是被作为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

——摘编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材料二 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于汉口秘密召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摘编自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

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起草民刑各法典。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1910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1930年，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

8 . 史料一　明初，明蒙之间的贡市就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俺答汗“无岁不求贡市”，遭明朝廷拒绝。1541年，蒙古骑兵掠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俺答汗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叩关请降。阁臣高拱、张居正主张抓住机会与俺答汗和解结盟。隆庆皇帝亦主张“华夷一家”、“并包兼育”。俺答汗得知把汉那吉安好无恙，在妻三娘子的规劝下，俺答汗愿“啮臂盟，世服属无贰”。明朝荣归其孙，许通贡市不绝。俺答汗呈表请封，情真意切。史称“隆庆和议”。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史料二　清朝一改明代与各教派首领等距离联系的政策，选择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清初面对统一全国的诸多严峻形势，承认了蒙古固始汗与五世达赖联合治理西藏的事实。1721年春，清政府分析当时形势，反思“以蒙治藏”的政策后，改革西藏行政体制，采取噶伦（藏语音译，意为发布命令的官员）共同掌政的制度。噶伦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联合掌权。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汗王掌政。……随着噶伦制的推行，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设置诸多噶伦，易造成彼此间权力之争。……清政府于1751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首次正式规定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清政府又于1727年（雍正五年）派内阁大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扎西藏，派驻藏大臣遂成定制。……乾隆时期又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将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驻藏大臣的监督之下。……1718年至1720年间，清军兵分两路入藏，驱逐准噶尔。随后清政府留军两千驻防。1721年再由云南、四川各调500名兵丁入藏。

——摘编自曹利华《明清两朝之治藏政策及其历史必然性》

材料一   下表为1971年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表决情况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致电联合国，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20世纪50年代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一直受到美国的阻挠。中国适时调整对策，把同外国建交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紧密联系，出席日内瓦会议等一系列外交活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大对外交往。不仅在国际舆论中博得普遍赞誉，更是打开了和西方国家扩大接触的局面。随着新中国外交的开展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票数逐年增加。美国侵朝战争失败后，加紧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中国在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基础上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中国着眼大局，历时15年，中美双方会谈136次，逐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中国的长期努力，使联合国内支持中国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驱逐台湾代表出联合国。新中国22年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摘编自金朝晖《周恩来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