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尚俭去奢”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积极构建“崇奢黜俭”消费观。梁启超认为“尚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谭嗣同指出：奢伦本非天生地就，而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伦理教条。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对亚当·斯密的“财无滞者，尽家之财皆有息利，尽已之有皆以养工……一国之获利亦阅（大）矣”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尚俭”容易造成人们只重“节流”、不重“开源”的思维定势，“崇奢”才能促使财富流动，或是通过交换进入市场，或是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避免财产壅积和因财富不均引起的混乱。他主张将资金投放于新式企业的创办，实现财富增殖，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黄娟《“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

材料二   随着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过去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阶层的消费清单，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现象，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取代了“贫穷效用”理论，逐步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生活舒适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能够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促进。曼德维尔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直截了当地挑战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

这场大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奢侈品的认识，大家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而是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也使进口商和制造商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 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蒙学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批具有理学学术背景的蒙学教育家，其在建构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积极将理学教育思想通过编纂教材或讲学贯彻到蒙学教育中。同时，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吸取唐中期以来节度使割据叛乱的历史教训，为振衰起弊，开始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在此政策基调下，宋代蒙学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蒙学教育机构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不仅在宫廷和国子监设立“小学”，还规定“天下州县并置学……县亦置小学”。宋代蒙学兴盛另一个表现是种类众多但体系完备的童蒙教育教材体系开始形成，其在蒙学教材编纂中兼特教授初步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学目标，形成了涉及识字、伦理、历史、诗歌、名物和自然等知识的蒙学教材体系。

——摘编自《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一 两宋时期的医药学，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宋政府设有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和“医学”，开设国家药局，建立校正医书局。外国药物大量传入中国，在宋代官私编纂的医药书籍中，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宋代医药的分类比过去更加完备，计有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眼科、产科、针灸等科。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主要人物，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提倡过西医。梁启超更是在1897年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大力倡言“西医强种”之说。于是，以西方医学作为手段以求保种强国来挽救危亡的观念，构成了维新派的医学维新的思想基础。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医学救国论”成为最时髦的名词。医学救国思潮开始在中国兴起。

——摘编自聂春燕《简述近代中国的医学救国思潮》

材料三 建国初期，全国面临着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为贯彻“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最终达到“中医科学化”的目的，在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一批中医进修学校、中医进修班和函授班。中医进修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迄至1953年底，全国进修毕业的中医学员共2万余人。

——摘编自毕小丽《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

材料一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的危机开始展现。局限于文字史料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造成了领域的狭窄化，追求客观写史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质疑，对历史学学科性的强调排斥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纷纷形成并兴起，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暴露出传统史学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足与缺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普通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弊端，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重新思考直线的历史进化模式。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由此造成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这都使西方进步的历史学家逐渐转向政治以外的其他人类生活领域，以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

材料二 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结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