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圣经》语言的独特表达方式 | B．路德加工使用的德语生动贴切 |
| C．宗教改革打破神职人员的垄断 | D．民族语言对德国统一的重要性 |
| A．“存天理，灭人欲” |
| B．“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
| C．“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
| D．“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 A．是古典文化的新生，延续了古代的文化传统 |
| B．解放了长期以来被宗教戒律压抑禁锢的人性 |
| C．以学习和恢复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主要内容 |
| D．实质是创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文化 |
| A．体现出寻求富强之术的旨趣 | B．推动了思想解放潮流的涌现 |
| C．正确揭示了中国落后的根源 | D．顺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潮流 |
| A．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 B．胡风诗歌成为文学的主流 |
| C．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 | D．丝绸之路推动了民族交融 |
| A．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 B．确保了西汉政权的稳固 |
| C．背离了原始儒学的仁爱思想 | D．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 |
材料 建设工业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为建国方略提出的。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这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构想。1957年，毛泽东将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列入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中，周恩来说明工业现代化“包括交通运输在内”，因而“交通运输现代化”不再被单独作为一个现代化概念。1960年，周恩来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样“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便被完整提了出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首次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规范表述，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探索“四个现代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意义。
| 争论焦点 | 无政府主义者 | 马克思主义者 |
| 政治制度 | 反对一切强权和一切国家 | 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
| 个人权利 | 取消一切束缚，实现个人的绝对自由 | 社会的个人“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自由是相对的 |
| 经济建设 | 主张绝对平均主义，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 只有依靠集中统一的领导，才能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保持均衡，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
| A．带有强烈的爱国和救亡色彩 | B．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 |
| C．有利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 | D．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分歧 |
材料一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从法治立场出发，法家否定用道德人格力量去决定国家的治乱安危，但法家并不是全盘否认道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些基本的、有利于君主统治的道德规范必须遵守。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由此可见，法家也赞同维护君主统治的一套现行的道德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儒家并无不同。他们与儒家的不同在于如何使人们达到这些规范的要求。儒家认为，要使社会达到这样一种有序状态，必须依靠道德高尚者的榜样力量、社会的道德教化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而法家则认为，要实现这些用法和刑的手段就足够了。
——摘编自关键英《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材料二 大陆法系起源于古罗马法，罗马法一直表现出成文法典的传统特色。同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要求创立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通过编纂大量新法典，把旧法制、旧法律思想都融入法典之中，来废除旧的不适合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法规。英美法系其实是在日耳曼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普通法是在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巡回法官的司法活动中通过判决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母法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革命后的法律在法律形式上完全保留了旧的、表现为判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这种判例法又随大英帝国的殖民侵略扩散开来，影响英美法系各国。
——摘编自饶艾《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西方两大法系特点之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法家思想的共同之处，并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向近代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 马可·波罗和他口述的《东方闻见录》，引起13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对遥远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上贡献良多。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开创了新局面。1685～1750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形象在意大利和欧洲的黄金时期。伏尔泰等人发现了儒家学说和中国社会中极其积极的东西，把它当作他们开放社会的自由运动的模范。羡慕中国没有那些在欧洲影响了政治和民事生活的教堂，赞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1760年以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只剩下重农主义者还对中国感兴趣了。孟德斯鸠对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把对专制的批判和礼仪制度比作是一种国家独裁主义的宗教表达。
——摘编自史华罗《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说明马可·波罗《东方闻见录》的价值。简析“中华帝国及文化”在意大利开始流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印象的变化加以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