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克服和改变官卖制度经济效益下降这一情况，宋朝政府遂将全国茶叶的专卖改行通商法，茶商园户交易，按质论价，也可讨价还价。这样就使茶叶交易趋于优质优价的经济原则，也减少了交易程序。《宋史》记载，行禁榷（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茶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41万贯，改行通商法后平均每年得117．75万贯，可见改行通商法财政收入有了增加。

       ——摘编自屠振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

材料二   1834年1月，英国印度总督本悌克设立了一个茶叶委员会，负责调研和规划在印度种植茶叶的问题。在英印政府和民间资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印度茶叶种植事业得以迅速发展。1839年在印度成立了阿萨姆公司，由于缺乏种茶经验和管理不善，该公司在初期遭到了巨大亏损，以至于到1848年面临破产的危险。在调整了管理者和改进生产方法后，种植上经过科学的剪枝与采摘，培育上又细心从事，而且是以节省人工的最新机器制造出来的。阿萨姆公司最终摆脱了困境，并于当年宣布首次获利3000英镑，1852年公司有了第一次盈余。此后私人资本纷纷投资于植茶业，到1859年，私人经营的茶园已达50处以上。

     ——摘编自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

材料一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民间教育组织形式，唐代始有其名，宋代是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比如宋代有四大书院之称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他们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书院课程内容完全是由执教的山长、主讲教师确定，除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外，部分书院还教授关于农田、治民、水利、算术以及军事等一些实用技能型知识。书院的资金主要来自官府的赐田和赐币以及民间捐输，也有部分来自书院自营收入。随着书院影响力的扩大，政府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书院的官学化色彩愈加严重，书院走出的学生主要还是参加科举，同治光绪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与科举合为体的书院，也一并成为历史。

——摘编自刘河燕《宋代书院的课程内容特点分析》等

材料二   宋初，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种茶的百姓为园户，官府向园户提供种植本钱，园户则将所培制之茶除输租外全数交由政府收购，其性质相当于解放初期实行的“统购”。政府榷货机构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向商贾出售茶券（亦称茶引），商贾凭茶券到茶场提货（称为交引）。由于政府向园户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又以较高的价格批发给商贾，政府获取了丰厚利润。至嘉佑中，由于主管官吏的官商作风，对园户的茶叶压级压价收购，影响了园户种茶的积极性，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导致产销脱节。加之管理不善，成本上升，使整个官卖制度经济效益下降。为了克服和改变这一状况，遂将全国茶的专卖改行通商法：茶商园户交易，则按质论价，也可讨价还价。这样既提高了园户生产积极性，又减少了官府收购及调拨的环节，使茶叶交易趋于优质优价的经济原则，也减少了交易程序。《宋史》记载，行禁椎（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茶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41万贯，改行通商法后平均每年得117.75万贯，可见改通商法财政收入有了增加。

——摘编自屠振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