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代中叶以后的商品经济浪潮已烃突破了大中城市的局限，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市民阶层人士变得庞大复杂起来，它包括了商人，店员、贩夫、手工业者、游民、士卒，下级官吏、下层文人等各色人物。工商业者已日益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

——摘编自王言锋《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

材料三   明中后期，江南表面看似活跃的商业活动及手工业生产实则后继无力，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温饱为目的、重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凡此，导致明代失去“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创新及技术革新重要基地。

——摘编自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

材料一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一 在宋朝两浙地区，随着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农村市场快速发育和成长，广大农民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市场活动之中。在两浙地区，到北宋中期，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地的意义已基本确立。南宋时期，不少镇的市场发展水平不仅赶上，甚至超过了所在县城。

——摘编自陈国灿《宋代两浙路的市镇与农村市场》

材料二 “丝”与“棉”闯入乡村的经济生活，从两方面推动了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牙行”“丝行”“布庄”的发展，刺激了四乡农民从事商品性的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的积极性。震泽镇及其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丝绸之利”。市镇犹如逼立于江南河网上的桥梁，把全国对丝织品、棉织品的需求与市镇及四乡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连接起来，同时也使镇市的商业获得新的膨胀。

——摘编自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

材料一   开封是最繁华的域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热舍、货摊林立，市场上的商品有来自各地的粮食、水产、牛羊、果品、酒、茶、纸、书藉、瓷器、药材等，还有来自日本、高丽和大食（阿拉伯）等国的货物。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市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幻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至宋，中国古代夜市跳脱开夜禁羁绊，首次以官方认可的身份跻身市场行列，它们较广泛地分布于北方、东南、川蜀（川陕）、荆湖、闵广五大区域的各级城镇。宋代夜市突破之前以酒楼、茶肆、歌，馆等为主要载体和以日市延伸为主的传统夜市形态，勾栏瓦舍、街市与摊贩成为与传统夜市形态并驾齐驱的主体形态，并且基本实现了由封闭式向开放式、由单一型向综合型的转变，实现了文化娱乐夜市由兼营、业余向主营、专业的转变，夜市消费人群由相对单一化、贵族化向多元化、平民化转变，形成了与近现代高度相似的夜市形态与景象，并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夜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

——摘编自张金花等《宋代夜市规模、形态与消费主体分析》